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与国际竞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教育智库建设以特色与新型为发展定位，对内服务于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对外服务于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以服务教育科学决策为导向，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基础，建设再生性文化创造平台、专业化决策咨询平台、开放式理论研究、跨界式高端对话平台、全球化教育交流平台，发挥文明传承、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基本功能。
关键词
教育智库；软实力；教育治理；决策咨询
智库又叫思想库、智囊团，是一种旨在为决策者提供理论、策略、方法和思想等服务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拥有众多一流的智库，近年来在国家治理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引发全球关注。智库已经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最具竞争性的一个“思想产业”，成为国家软实力中不可或缺的拼图之一。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指出，“软实力”是依靠文化和理念的因素来获取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是可以感知的潜在的隐性的力量，它是一种终极竞争力。无疑，建设一流的教育智库，将助益于教育软实力提升。软实力提升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对内需完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对外则需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让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教育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既是时代之需，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特色与新型：我国教育智库的定位与内涵
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是当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它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发挥边缘、中心和核心三种影响力，不仅全美高校教师与学校管理者的职业行为受其影响，它还在立法与政治领导人中发挥重要影响力。[1]尽管中国教育智库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成立时间晚、发展起点低、组织不完善等不足，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对西方教育智库建设优秀经验的借鉴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我国智库建设的历史与现实中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之路。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决定打造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50到100个高端智库。可以看出，“特色”与“新型”是党和政府为我国教育智库建设指明的新方向、新定位，准确理解其内涵对新时期的教育智库建设十分必要。
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它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国内，它姓“国”不姓“私”，也就是说，它为国家、政府提供服务。在国际，它姓“中”不姓“外”，它是为中国教育而不是外国教育提供服务。中国教育智库建设，应体现“特”、“专”、“新”、“优”的基本特征：
第一，“特”即“中国特色”。中国教育智库的“特”，在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未曾中断而历久弥新，皆因坚持政教合一的治国传统。稷下学宫曾开创了中国古代教育智库的辉煌，而汉代太学的建立则将教育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常态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学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学自此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体内容。近世以降，中国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遭受冲击后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与西方思想碰撞中产生了融合中西哲学的新儒学。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而言，孔子论治国应经历“庶、富、教”的三阶段，纵观共和国65年的发展史，其已完成人口增庶、经济发展的阶段，现已进入到文教繁荣的新时期。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文教繁荣发展中迸发活力与生机，使我国教育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当前，党和政府提出建设中国一流的教育智库，其要义在于如何理解并借鉴西方一流智库的同时保持中国特色。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体现在：一是国家不同，二是客户不同，三是客户的价值与需求不同。[2]诚然，中国教育智库属于中国，为党和政府、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服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基本立场与发展宗旨，这是与其他国家教育智库的根本之别。
第二，“专”即“专业化”。作为思想者的聚集地，教育智库能否保证提供专业化水准的服务，决定是否称得上一流智库的唯一标识。何为专业化？参照学界流行的美国学者利伯曼（M. Lieberman）对“专业化”标准的定义①，中国教育智库的“专业化”，其内涵不仅要有专业领域、专业思维、专业能力、专业人员，还应有自律性、非营利性、独立性、伦理性。具体来说，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一是要有明确的专业领域，专一甚至垄断地从事于重大教育问题的研究；二是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专业地思考人的培养与社会发展问题；三是要有一批接受长期的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四是成员中的个人或集体均具有广泛自律性，忠诚国家利益、遵从教育规律；五是坚持非营利性，以提供最优质服务为动机；六是形成综合性的自治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保持完全独立性；七是拥有应用方式具体化了的伦理纲领，恪守作为教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
第三，“新”即“破旧立新、转型发展”。就我国目前存在的教育智库而言，主要有官方教育智库、高校教育智库、民间教育智库三种类型。三者在国家教育决策咨询方面均发挥积极影响，但各自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如官方教育智库影响力有余，而独立性和专业性差强人意；高校教育智库专业性很强，独立性与影响力均难以保证；民间教育智库独立性足够，而影响力和专业性欠缺。中国教育智库的“新型”立足于破旧立新、转型发展，它涵有四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新型智库应探索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创新，寻求独立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最优化；二是新型智库追求研究成果的理论创新，广泛参与全球教育政策研究，推动中国教育理论走向世界；三是新型智库以服务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智识与政策的结合，改变学术与政治结合的传统生态；四是新型智库应提供专家学者深度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全程通道，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中层理论、底层监测的全程。
第四，“优”即“优质服务”。据《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美国拥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位居世界第二。我国现已成为智库大国，但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相比，尤其是教育智库在国内教育发展与国际教育交流中的影响力还显不足。因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定位不是一般智库，而是高端智库。所谓高端智库，意指它能提供优质的思想、理论、策略和方法，能产生对教育实践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教育智库以提供服务为动机，必须不断创新质量高、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与智慧，为客户提供高水准、可操作性的发展思路或政策咨询建议。
二、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功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坚守“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三大核心价值，连续多年获评全球第一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过程中应以国际顶尖的智库经验作为借鉴，实现从一般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向高端的现代智库转型，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应发挥文明传承、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功能。
（一）建设再生性文化创造平台，发挥文明传承功能
从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发展史来说，教育不只是促进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完成文明的传承。如果我们回到甲骨文这一最古老的中国汉字来看“教”、“学”，我们发现“”与“”均指向人对“”的学习，它与“”（即“文”）有着同样的内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经典”，是古人认为学习者必须掌握并加以承传的文明。学校承担着人的培养与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而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又将文化灌输到受教育者的身心之上。什么样的文化将被传承是教育活动在实施之前的设计环节最为关键。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应成为再生性文化创造平台，在文明传承教育中发挥顶层设计的功能。所谓再生性文化创造，是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将其积淀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国民精神等植入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加以培育，创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精神活动、理性思维和文化成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是当代最理想的再生性中华文化创造平台。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基本内核和建设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养什么样的公民问题。它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又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因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对于文明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历史与当代优秀人物事迹的发掘和宣传工作，重塑“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楷模；二是运用电影、电视、戏曲等文艺表现形式，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三是建立和规范中华礼仪，利用重大纪念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弘扬核心价值观的纪念活动；四是推进传统智库与媒体平台的合作互补，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微视”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文化传承的路径与范围。
（二）建设专业化决策咨询平台，发挥资政建言功能
决策指向未来，是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决策的内容涉及政策制定、项目审批和立法各个层面，分别对应党委、政府和人大三大决策主体。由于党政二元的行政方式、人大和政协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决策在改革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明确将“推进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作为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自此成为历届政府推进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将依法决策机制改革作为整体提升决策能力的突破口，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智库将在决策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构建专业化决策咨询平台，应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性阶段。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职能机构和专门政策研究部门为主导，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独立的、非政府的教育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决策咨询的新智库体系。隶属不同组织的教育决策咨询队伍协同合作的趋向明显，组织与组织之间共建的教育智库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如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育部与清华大学共建的“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建的“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及湖北省教育厅共建的“长江教育研究院”等。以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为例，其目标是打造一流的专业化决策咨询平台，通过开发国家教育决策支持服务系统，以统计与调查数据集成与分析、大数据挖掘为平台支撑，分别从数据、方法、技术手段、理论依据和国际经验等方面为政策研究提供证据支持，进而实现教育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流程再造。
（三）建设开放式理论研究平台，发挥理论创新功能
智库的重点在于“智”而非“库”，最重要的是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智慧。国外智库之所以地位崇高和作用巨大，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它们保持非常高的独立性，并保持对教育政策的评估与批判性建议。而我国目前的各类教育智库多以官方和半官方性质，主要功能是作为政府决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导致我国“智库不少，思想不多”的尴尬局面。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应变以往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打造一批开放式理论研究平台，成为引领教育思想潮流、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中坚力量。
教育智库的理论创新来自于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有着强烈的应用性特征，它与学术研究领域中理论创新注重思辨性有着本质的不同。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存在两个分离：一是研究与决策的分离，二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离。智库作为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的融合是其基本趋势，形成理论创新——应用创新——运作创新的研究链是当今智库追求的核心价值。教育智库的理论创新功能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创意创新。即必须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大量专业技术、社会新知识、前人经验甚至教训，将知识、技术、信息、社会文化演化为符合个性化需求的创造性产品。二是研究成果的应用创新。即对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开发，进行利用、加工、提炼、组合和融会贯通，整合成符合个性需求的独创性成果，用决策咨询的知识整合和应用性再开发，来拓展和延伸智库价值链。[3]
（四）建设跨界式高端对话平台，发挥舆论引导功能
智库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既产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又能据此新思想和新观点在社会中产生广泛的舆论影响。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时势的晴雨表，可预测社会动向，是调节决策科学化的有力杠杆，对社会价值观调控、个人价值观形成、社会风气转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4]然而舆论在性质上有进步舆论、保守舆论、反动舆论等，并常与公共事务、群体事件甚至社会矛盾捆绑在一起，非理性因素常藉此发酵而触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5]舆论引导就是要通过理性的声音尽可能减少“公共舆论”中的这种“无穷错误”。事实上，每一种舆论的酝酿、形成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公共平台，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应打造高端对话平台，对教育问题、重大政策和热点问题发挥理性的舆论引导作用。
教育智库耐以生存的根本和核心竞争力是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即具有舆论引导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其创造的新思想与新观点进行传播与推广来获得，即智库利用各路媒体和网络将这些新成果传播给社会公民和政府官员，以影响和主导社会舆论，对政策公共决策施加影响。欧美教育智库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借助议题设置，充分利用新闻传媒集中报道某项议题使之成为焦点，进而引导社会舆论[6]。2014年12月14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成立，是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构建高端对话平台的标志，论坛成员既有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也有经济学家、人文学者，还有政界、企业家、自然科学界的人士，论坛聚焦于中国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致力架设起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论坛每年4月、12月份分别于上海、北京举行两次年度会议，组织“教育大讲坛”、“教育问题座谈会”、“教育大家谈：跨界名家对话”等多种形式活动，已成为当前关注度最高的民间教育智库。
（五）建设全球化教育交流平台，发挥公共外交功能
所谓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有学者指出，智库与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第二外交通道”和“软实力”构建的重要途径，被赋予了国家形象、国家政策、公共事务各方面极为重要的使命和意义。[7]如卡耐基教学促进会“以促进人类教学进步为宗旨”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教学改进计划与教师支持项目，成为美国政府对外营造良好形象、提升全球教育影响力的重要助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顺利推进，表明我国在全球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方面已具备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建设新型教育智库以发挥公共外交功能，将是增强国家文化吸引力和教育影响力的有力补充。
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是向世界推广汉语学习的非营利教育机构，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具有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2013年11月21日，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进驻号称华盛顿智库一条街的马萨诸塞大道，办公地点位于布鲁金斯学会正对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隔壁，是其向智库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该中心的职能有：为美国各级政府和官员了解孔子学院的宗旨和活动提供公开、可靠的信息来源；与美国媒体和主流社会公开合作与沟通，增进公众对孔子学院的了解，创造有利于孔子学院在美国长期发展的公众环境；与美国社会各界公开接触，与各类教育文化交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服务于孔子学院在美国开展汉语教学，介绍中国文化的宗旨。[8]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所表示的，孔子学院可以帮助世界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帮助中国年轻人对其他文化有更好的了解。由于孔子学院带有官方性质，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近年来在发展过程中时而遭遇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因而，可以考虑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民间教育智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主体，从五个方面着手提升其公共外交的功能：一是智库成果的国际传播，二是智库专家的人际交流，三是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任职，四是建立与外国智库的交流合作机制，五是建立海外分支机构。
总之，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所不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同时，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基础，以中国教育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教育学派为使命，为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决策提供有力的咨询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注释：
①利伯曼认为“专业化”，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一是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于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二是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三是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四是从事者个人、集体均具有广泛自律性；五是专业自律性范围内，直接负有作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六是非营利性，以服务为动机；七是形成了综合性的自治组织；八是拥有应用方式具体化了的伦理纲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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