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7年，周洪宇依然记得自己的第一份提案：“建议武汉市应该制定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如今再回忆这份提案，他哈哈大笑，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自以为是。
虽然部分建议目前还未落实，但在俞金尧看来，不断重复、不断呼吁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2008年，首个在全国人大的任期结束后，周洪宇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人大代表》和《怎样写人大议案》——这成为许多新任代表的“教科书”。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日《南方周末》)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组组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评价中心主任。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过去十五年间，每年3月，几乎是俞金尧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作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要写提案、准备“上会”，还要接受诸多媒体采访。
2023年的春天，他难得闲下来了——2023年1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公布，俞金尧不在其中。俞金尧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做了”之后，他得到了放松，有了更多时间专注学术研究，或是见见朋友们。
律师蔡学恩是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日常主要关注法律、法治建设领域。履职十年，蔡学恩的一些想法变成了现实，比如最高法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还有一些想法，依然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例如设立中国律师节。
同样轻松下来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他履职的时间更长，从2003年开始，周洪宇担任了20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四百余份议案和建议，内容涉及教育、法治等多个领域。其中有近七成的议案和建议被采纳。
履职多年后卸任，这些代表委员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尚未实现的想法。而他们相信，会有新的代表、委员，继续坚持在全国两会上提这些想法。就像蔡学恩说的，“这是一场接力”。
起点：“第一份提案自以为是”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前，许多人均有在地方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经历。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代表和委员均表示，在地方履职的经历，为他们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履职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周洪宇记得，自己是1997年开始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的。彼时，他39岁，一年前刚刚成为当时华中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主要做教育史研究。时隔27年，周洪宇依然记得自己的第一份提案：“建议武汉市应该制定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如今再回忆这份提案，周洪宇哈哈大笑，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自以为是。
“一个地方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战略规划，它的发展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任务的。”周洪宇觉得，自己从顶层设计出发，“提的肯定是好建议”。后来，这份提案由武汉市教育局回复。
周洪宇记得，对方先是在回复中对提案的内容予以肯定，“周委员，你的建议很好，很有战略眼光，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随即，话锋一转，表示“制定市级教育发展规划是我们一项常规性工作”。
“我以为人家没做呢，但却是常规性工作。”周洪宇补充，“所以我当政协委员提的第一个提案就是没有调查研究的想当然，纯属自以为是。”
对俞金尧而言，自己比较满意的提案，也出现在于地方政协任职时。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前，俞金尧曾在北京市东城区当了两届政协委员，其间提过一个和公共摄像头有关的提案。
2003年前后，北京市开始大范围在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引发了舆论关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的讨论。俞金尧关注到了争论，但如何解决问题，他也没有很好的想法。
第二年，俞金尧到英国剑桥大学做学术访问，偶然发现校园里两个学院在连通的门上也有一个摄像头，但旁边贴着一个明晃晃的CCTV(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标志。剑桥大学的做法给了他思路，回到北京后，俞金尧把相关想法写成了提案，建议可以在安装摄像头的位置作出明显标识。
“你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应该是为了告诫，当然也有助于破案，但防止偷盗或者其他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比提高破案率更有意义。所以我说你还不如把安装的摄像头告知大家，这样既能预防坏人坏事发生，也能让大家处在平等的位置上。”俞金尧解释，“这就是‘信息对称’，我们光明正大，不在乎有没有监控。但你不告知我此处有摄像头，双方的关系就不对等了。”
俞金尧记得，这份提案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回复，对方还告诉他，要向市局汇报这个建议。后来，该做法被采纳，不仅平息了舆论的争议，还迅速在北京全市得到推广。
蔡学恩则把在地方提出的建议，带到了全国人大。2008年，蔡学恩成为湖北省政协常委，第二年，他就提交了《呼吁建立环保法庭审判污染案件》的提案;2010年，湖北省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提交集体提案《关于尽快在我省各级法院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或法庭)》，蔡学恩是主笔人之一;2012年，蔡学恩再次提交《关于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的建议》。
彼时，包括湖北在内，各地对环保法庭都有零星尝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全国有77个环保法庭，主要以环保审判庭、独立建制的环保法庭和环保合议庭等模式存在。2013年，蔡学恩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再次建议，在全国统一设立环保法庭。
该建议在第二年成为了现实：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履职：“求真”和“务实”
连续当了几年武汉市政协委员后，周洪宇的建议开始向务实转变，这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变化有关。
2001年，周洪宇由学界转入仕途，担任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对“如何务实”有了更多的思考。
“做副区长时，我是教授、博导，又年轻，我觉得我肯定可以发挥专长。但到政府工作后，我才发现，仅仅讲求真是不够的，还必须务实。”他补充，“如果要说对基本情况的了解，一些工作的安排和思考，对政策及涉及方方面面的背景、资料、信息，专家学者未必比有关部门的同志了解得全面深入准确。”
也是在这时，周洪宇意识到，有些建议可能真的是好建议，提出来之后一直没有落地，可能只是时机不合适。“很多官员不是不知情、不思考、没有宏观的思维，只是他要考虑得更加具体，要考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周洪宇意识到，只有把学者的求真和官员的务实结合起来，才能找到问题的突破点。他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2002年，周洪宇到武汉市教育局任职，也是这时，他提出，凡是要涉及财政投入的，就必须算账;凡是要算账的，就必须找到测算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算账”的经验，影响了周洪宇日后在全国人大提出的建议。2003年，周洪宇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这一年，他提出了履职期间最重要的建议之一：义务教育免费。
周洪宇和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路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韩习祥测算过义务教育阶段所需的花费：按照人均GDP和财政经费国际平均数的测算结果，大致上，每名小学生一年要花五百元，每名初中生一年要花一千元。
依据这个测算标准，周洪宇得出了三个数字：要实现义务教育免费，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所需的费用约200亿元，整个农村需要875亿元，城市和农村需要的总金额是1500多亿元。
“这三个数字测算出来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周洪宇说，“当时在义务教育免费的问题上，不管政界、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大家对此都是有认识、有呼吁的，但没有人做测算。不做测算就不知道这个盘子多大、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投下去会不会产生效果。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没做，包括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慎重。”
2003年3月4日，周洪宇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方向上，义务教育应该免费;路径上，先从农村做起。
同年3月9日，周洪宇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6月，财政部办公厅回复了该议案，表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条件尚不成熟”。2003年5月28日，周洪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应免费》一文;2004年3月，他再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再建议》。
也是这一年，周洪宇观察到了一些改变：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从2003年的58亿元增长到100亿元;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免除一部分贫困地区孩子的书本费和杂费，到2007年，向全国全面推行。
到2008年9月1日，全国正式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费。
在全国人大履职的20年间，周洪宇提出了四百余份议案和建议，内容涉及教育、法治等多个领域。其中，有近七成被采纳。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5年，俞金尧的很多提案，同样体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2013年，俞金尧提出了《关于废除只准生育一胎政策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建议》，建议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普遍准许生育二胎。2015年，俞金尧提出《关于启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建议》。
在俞金尧的记忆里，关于生育政策，自己至少提了三次。“我的理念是计划生育的国策要坚持，但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要改变。”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此后，俞金尧的提案，开始转向独生子女政策遗留的影响。
2018年，俞金尧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的提案》，希望从国家层面制定专门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政策;2019年，俞金尧提交了《关于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制定国策的提案》……2022年，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俞金尧继续建议，要为独生子女家庭专设失能养老院。
虽然提出的部分想法目前还未落实，但在俞金尧看来，不断重复、不断呼吁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计划生育是国策，所以从全国层面来说，我们要打破地方主义，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你不能把它割裂开来。”
“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相信还会有很多新的建议不断地被提出来。”俞金尧补充。
遗憾：“这是一场接力”
如今回望“义务教育免费”的实现，周洪宇能给出很多解释，包括时机、条件、决心等等。但对20年前的周洪宇来说，这些都是未知的。但他知道，这是一件很多人都想做的事：在近代史上，陶行知、舒新城等知名教育家都曾提出义务教育免费的想法;时间线再拉近些，在他之前，亦有多位代表委员有过类似建议。
周洪宇接过了前辈们手上的接力棒。
“接力”，是履职多年的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提到的词。
俞金尧记得，自己在东城区政协时，就提过旧城保护、疏解人口和保护老城历史风貌相关的提案，但结果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时提疏解人口，尽管有很好的计划，但经费支持可能不像后来这么大。现在，包括通州在建的行政中心，包括雄安新区，都能起到疏解北京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在俞金尧看来，这些事情能做成，都得益于各个方面“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一届又一届的推动”。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的建议有什么用?我说这要看你怎么看。你要是说我今天提出来一个建议，马上就被政府采纳就是有用，这是肯定的。但如果政府没有采纳，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有没有用呢?最终，这件事情通过十年八年的努力做成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有用的。”俞金尧说。
回想自己的十五年履职，对于一些目前尚未实现的想法，俞金尧喜欢用枕头与睡觉的关系来解释：“你提的建议和提案，相当于有人要睡觉的时候，需要你提供枕头。但他要的是一个合适的枕头，你提供的可能是一个很高的枕头，他就不需要。但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就有用了，超前的意见可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对蔡学恩而言，倘若要说履职十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设立中国律师节的建议还没实现。2016年，蔡学恩首次在建议中提出，希望设立中国律师节。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世界上，至少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律师节。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律师也曾公开提出倡议。
“律师节是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一个标志。”蔡学恩记得，他至少提了四次希望设立中国律师节的建议。不过，这个建议到目前还没有实现，他也觉得没有关系。
蔡学恩相信，新一届的代表委员们，会有人继续坚持提下去，就像他曾经做的那样。“这是一场接力，”蔡学恩说，“最终只要能够实施成功，这将是我们全中国律师的骄傲。”
2008年，首个在全国人大的任期结束后，周洪宇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人大代表》和《怎样写人大议案》——这成为许多新任代表的“教科书”。2022年，也就是周洪宇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第20年，他出版了“如何当好人大代表丛书”，从自身经历出发，对如何做好人大代表、如何提好代表建议、如何写好代表议案作了生动的诠释。
履职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对周洪宇来说，留下的这些经验，会不断在新的代表和委员身上留下印迹。
如今，周洪宇还联合多所高校，组建了多个教育智库合作联盟。在过去，这是他参政议政的依托;以后，这些智库也将为新的代表委员提供支持。
“目前从机制和力量整合上来说，我没有太多遗憾了。”周洪宇表示，如果非得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一些“方向正确且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种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实现，比如将公立中小学教师设为教育公务员或特殊公务员。
“但不要紧，我不做代表了，还有很多人在做，我们继续呼吁、推动，只要方向正确，就要坚持。”周洪宇补充。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