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理路与前景
齐彦磊
摘 要: 教育活动史提出的原因可概括为倡导者的“五个基于”: 一是基于对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现实考虑; 二是基于学术更好适应形势发展以满足和促进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 三是基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观点的坚守与运用; 四是基于对杨贤江等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学创始人“行动之存在”历史发生观的继承与弘扬; 五是基于对国际历史学界近年勃兴的“实践史学”思潮的呼应与发展。回顾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教育活动史研究走过了从概念提出到理论建设再到体系确立的发展道路，在领域深化、视野拓展、成果创造等方面获得了快速提升。面向下一个十年，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放教育活动史研究视野; 深化教育活动史理论研究，聚焦教育活动史问题研究; 建设教育活动史研究共同体，保持教育活动史研究活力;承继中国传统历史叙事方式，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魅力。
关键词: 教育活动史研究; 教育史学科; 教育活动史
教育活动史研究源于教育史研究者对于教育史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的深刻反思与无间追问。教育活动史是教育史学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史学研究创新与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活动史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热议，其研究进展始终吸引着诸多教育史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教育活动史研究发展迅速，在理论建构、体系建设、领域开拓、成果创造、人才培养、学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近十年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是为了总结经验，也是为了发现不足，更是为了找到方向。
一、危机与转机: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兴起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在恢复与重建中教育史学科迎来了再度蕃昌的局面，然复盛之下亦藏危机，特别是跨入 21 世纪，“教育史学科危机”成为教育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理论层面的先天不足是教育史学科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科一直缺乏属于本学科的理论体系”[1]，理论薄弱、体系不周使得学科难以真正走向成熟。在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中寻找转机，既是教育史学深化的关键，亦是教育活动史研究兴起的原因。
教育活动史提出的原因可进一步明确概括为倡导者的“五个基于”: 一是基于对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现实考虑。纵览百年教育史学研究史，不难发现，以往教育史学研究总是聚焦于具体的教育思想史研究或教育制度史研究，并且研究方法、范式与思路往往依赖于教育学和历史学，缺乏体现教育史学科特色的自觉性，教育史学研究者较少反思与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和理论水平，在理论建构方面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科不能墨守成规、停滞不前、固守旧说，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创新。二是基于学术更好适应形势发展以满足和促进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实践有助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三是基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观点的坚守与运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任何思想和制度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离开了实践活动是无法产生思想和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形象具体的论述: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 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 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照像机中的影像是客观事物的倒现一样。倡导“活动实践史观”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教育史研究的具体运用。四是基于对杨贤江等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学创始人“行动之存在”历史发生观的继承与弘扬。“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3]，王凤喈在《中国教育史》( 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 第一编“绪论”中如是说。陈青之则在《中国教育史》( 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 中写道: “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 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4]杨贤江也在《教育史 ABC》中说道: “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等。”[5]五是基于对国际历史学界近年勃兴的“实践史学”思潮的呼应与发展。总之，既有学科发展的考虑，也有现实需要的考虑; 既有理论运用的考虑，也有历史传承的考虑，还有呼应时代思潮的考虑。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提 出与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二、开拓与创新: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既不是一帆风顺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理念提出到体系确立，教育活动史研究走过了一条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发展道路。
1. 教育活动史研究领域的提出
2008 年 10 月，周洪宇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中，以“空令岁月易蹉跎———我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为题作了主题报告，提出了学科性质史学论、研究对象三分论( 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 、研究重心下移论、理论方法现代论、学科功能双重论、学术传承继承论、学术表述规范论、教史分期三段论、学者素养要素论、未来发展多元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活动史这一领域，引起了教育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会后此演讲稿经过整理，以《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为题目，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进一步介绍了教育活动史的内涵与外延，说明了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之间的关系，交代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内容。
此后，周洪宇带领团队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史的相关研究，先后单独或合作发表了《教育活动史: 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 《教育研究》2010 年第 10期) 、《教育活动史研究述论》(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 年第 1期) 、《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研究》( 《教育研究》2011 年第 2 期) 、《教育生活史: 教育史学研究新视域》( 《教育研究》2015 年第 6 期) 、《教育身体史: 教育史学新生长点》( 《教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等学术论文，重点探讨了“以教育活动为基础与主轴，以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为派生与两翼的新的教育史研究对象理论”[6]。另外，周洪宇还主编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等。其中，《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是国内外首部教育活动史研究专著，获得了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书中重点介绍了什么是教育活动史以及如何开展教育活动史的具体研究与文本写作。
为了更好地奠定教育活动史的研究架构，推动教育史学领域的变革，由周洪宇担任总主编、申国昌担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8 卷) 应运而生。该书于 2017 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获得了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等，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大型通史类著作，是近十年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2. 教育活动史研究体系的确立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活动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上具体的、微观的、实在的、感性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重点是人类历史上各种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与教育过程、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7]，有直接研究对象与间接研究对象之分[8]。直接研究对象指具体的、实在的，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起因及结果的教育活动，是某一次具体的、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教育活动; 而间接研究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家庭教育活动、学校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特殊教育活动、师范教育活动等。以《中国教育活动史》( 明清卷) 为例，学校教育活动可细分为“中央官学教育活动、地方官学教育活动、科举考试活动、书院教育活动、私学教育活动”，家庭教育活动可细分为“皇族教育活动、家族教育活动、家训教育活动、女子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可细分为“民风民俗教育活动、乡规民约教育活动、民 间传艺授徒活动、民间宗教教化活动”[9]44-528。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重点是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抓手问题。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对象固然涉及各类教育活动，但重点是研究教育历史上基层的、具体的、微观的、日常的、民间的教育活动，力求通过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来展示丰富多彩的生动鲜活的教育活动史[10]。教育活动史研究重点的树立，有益于促进教育史学研究的重心由精英转向民众，由高层转向基层，由经典转向世俗，由中心转向边缘。近年来，教育史学界逐渐开始加强对教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如两汉学子的散工助学活动[11]、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活动[12]、古代廊坊书院的教育活动[13]、抗战时期的师范教育运动周活动[14]等。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取向是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教育活动史以问题研究为取向，鼓励研究者树立问题意识，研究历史教育活动中的日常问题、微观问题和具体问题，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实现“小题大做”。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教育活动史研究者对历史教育活动进行“科学式提问、价值式提问、发散式提问、质疑式提问”[15]，试图找到“互通的真正的”问题[16]。
教育活动史的史料选取是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基础问题。教育活动史在史料选取方面坚持“大史料观”，主张地上史料与地下史料并重，正史史料与笔记小说史料并行，文字记录与口述史料并举[9]18 – 19。有学者从两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及绘画中挖掘出文本史料之外的教育信息，认为图像史料不仅是对文本史料的重要补充，而且还是对教育活动更贴近历史的真实的描述[17]。还有学者从《红楼梦》《中华野史》《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史料中，考察古代的教育教学活动、考试活动及师生日常活动。
三、深化与拓展: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探索与刻苦钻研，教育活动史研究者在诸多方面获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取得了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1.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领域深化
教育活动史研究追求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将不同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纵以观之，研究人类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教育活动，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金辽元时期、明清时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直至当下，教育活动的历史呈现出前后相通、一脉相承的特点，《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便着眼于整个中国教育活动的历史研究，既体现了承接性与连续性，又凸显了独特性与差异性。教育活动史同样研究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不仅涵盖家庭教育活动史、学校教育活动史、社会教育活动史、校长活动史、教师活动史、学生活动史、教育家活动史，而且涉及少数民族活动史、宗教教育活动史、科技教育活动史、海外教育活动史等。例如，有学者依循教育活动史研究范式，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活动史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蒙古族、藏族的民族办学活动、学校教育活动发展过程的展示，描摹了生动的民族教育活动场景，分析了其所获成绩，凸显了其演进节律[18]。此外，还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职业院校的教育活动史作了较为深入的挖掘、梳理和探究[19]。学者们对于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横向探索十分丰富，囿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胪列。
2.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视野拓展
教育活动史具有开放的研究视野，在深耕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活动·实践史研究范式”统摄下的教育生活史、教育情感史、教育身体史、教育记忆史、教育口述史、教育运动史、教育旅行史、教育计量史、教育实验史、教育图像史、教育环境史、教育器物史等并行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格局。
近年来，教育活动史研究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研究专长，不断地冲击教育活动史研究领域的各个高地，对各个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与探索: 从教育生活史研究来看，刘训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 1901—1949) 》，对近代学生的学习生活、课外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情感生活进行了探究。李艳莉的博士学位论文《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 1912—1937) 》，从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消费生活、交往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出发，描绘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场景[20]。从教育身体史研究来看，魏珂的博士学位论文《归属与自主———近代大学生教育身体史研究( 1895—1937) 》，考察了近代大学生身体的变迁史，揭示了近代大学生身体与国家之间的归属关系规律[21]; 周娜的博士学位论文《臣属与自决———近代中国女学生身体生成研究》，以近代女学生身体发展为着眼点，探讨了女学生身体早期现代化中臣属与自决两种趋向[22]。此外，还有一些博硕士研究生从教育口述史、教育记忆史、教育情感史、教育旅行史、教育运动史、教育实验史、教育图像史、教育器物史等领域进行选题与研究，丰富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野。
3.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成果创造
近十年教育活动史的研究成果喜人，成果类型包括学术著作、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等。仅从学术著作来看，《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教育生活史研究丛书》《教育身体史研究丛书》《当代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丛书》《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等系列丛书相继问世，推动了教育活动史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为教育史学界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专著，力求引领新风，开启新域;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一部具有统领性、指导性的通史类力作，是多学者、多学校、多学科、多团队集体合作的结晶; 《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中国教育史学实践范式研究》考察了中国教育史学实践范式的百年演变，描绘了活动·实践史学研究范式萌芽与生成的发展过程[23]; 《船工之子与教育大师———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活动》叙述了日本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牧口常三郎从船工之子走向教育大师的人生历程[24]; 《民间的力量: 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研究》以两宋剧烈的社会变革为历史背景，清晰地勾勒出民间士人群体在官学、书院、私学、基层社会、勾栏瓦肆等不同教育场所的“原生态”教育活动场景[25]; 《新世纪的曙光: 晚清新式教育活动研究》从人的发展与完善的角度考察晚清教育活动变迁，旨在揭示以培养人的德性为主的古典教育向重视人的德性、理性与身体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过渡[26]; 《家族教育与文化传承: 江州“义门陈”家族的教育活动》以江州“义门陈”家族教育活动为切入点，从社会史的视角来探讨“义门陈”家族教育活动在古代封建社会是如何开展和进行的，着力探求我国古代家族教育活动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27]; 《生活的追忆: 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通过研究明清时期学校师生日常生活，考察教师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进而了解明清教师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28]; 《图说教育生活史》秉承历史唯物主义，依据轴心时代理论，通过教育生活叙事的表现手法，可视化地呈现了人类历史中的教育生活[29]; 《理想与未来: 民国时期中学生日常生活研究》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日常生活，试图描绘出民国中学的真实历史画面[30]; 《多元与开放: 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生活》依据社会角色理论，运用大史料观及多学科视角，从自然、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对两宋女子各类角色的教育生活进行了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31]; 《被遮蔽的世界———教育身体史研究引论》是教育身体史研究的理论建构专著，探讨了教育身体史研究的内涵、价值、国际趋势及理论支撑[32]。教育活动史研究成果的“遍地开花”，离不开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坚持奋斗与团结协作，这些研究成果见证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快速成长与发展。目前，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系列》( 12 册) 研究，包括《中国教育活动史纲》《中国官学活动史》《中国私学活动史》《中国书院活动史》《中国科举活动史》《中国家庭教育活动史》《中国社会教育活动史》《中国特殊教育活动史》《中国民族教育活动史》《中国留学活动史》《中国管理活动史》等。
四、回顾与反思: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未来前景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 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回顾近十年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视野仍需进一步拓展，研究问题仍应进一步聚焦，研究主体仍要进一步合作，研究表述仍需进一步生动形象。
1. 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放教育活动史研究视野
在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时期，中国教育活动史的发展既要立足本土又要走向世界，不断参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 ISCHE) 及其年会，了解国际教育史学研究趋势，拓展本土教育活动史研究领域。近十年，国际教育史研究趋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教育与文化研究”;二是“教育身体史研究”; 三是“跨国视角的性别与教育研究”; 四是“教育史学科建设研究”; 五是“教师的批判性思考研究”; 六是“教育情感史研究”; 七是“教育空间与场所研究”; 八是“教育器物与可视化研究”[33]。国际教育史研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发展，促使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愈发注重视野的开放与跨学科的融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史研究者应树立人类学术共同体理念，塑造具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专业素养，积极加入国际教育史学共同体，凝聚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力量。
2. 深化教育活动史理论研究，聚焦教育活动史问题研究
教育活动史的理论建设是一项开拓性的学术工作，对教育活动史的内涵外延、研究宗旨、基本原则、研究取向、史料来源、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等理论范畴的研究，指导着教育活动史的选题、研究与写作。目前教育活动史已然具有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教育活动史视域下的各子领域仍面临着理论架构的问题，如教育环境史、教育计量史、教育图像史、教育器物史等领域还需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在深化教育活动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教育活动史研究者应聚焦历史教育活动中的问题研究，能够发现并把握经典教育问题，能够对经典教育问题做出经得起时代考验与实际检验的论证过程与研究结论，形成教育史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以问题解决为旨归的教育活动史研究，既要阐明教育问题的演变过程，知晓今日教育问题的由来，还要能预测教育问题，为未来教育发展指明方向并预定方案。
3. 建设教育活动史研究共同体，保持教育活动史研究活力
回顾往昔，教育活动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教育活动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可观，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影响力迅速提升，这都离不开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具体来看，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成功要素有三: 其一，有效的集体合作; 其二，良好的研究梯队; 其三，科学的研究范式。集体合作发挥了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集体力量，编撰并出版了《中国教育活动通史》8 卷，集中完成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重大任务。研究梯队保证了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稳定，建设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有潜力的后备人才。研究范式统一了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的研究目标、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表述，使得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初步具备了科学共同体的雏形。教育活动史研究团队应继续发扬自身优势，努力建设教育活动史研究共同体，保持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生命力与创新力。
4. 承继中国传统历史叙事方式，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魅力
历史叙事是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重要方式，中国史学家历来看重历史叙事的作用，认为通过“善叙事理”的历史叙事，可以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故事将历史的真相娓娓道来，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等史学著作就是中国史学家“善叙事”的佐证。“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故事或者说叙述渐渐被驱赶出历史学的门墙，历史学开始习惯于用被认定为是严肃的话语和公正的叙述方析、考据、论证与结构化的写作模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固有的鲜活内容。”[34]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书写方式，诚如史学家梁启超所讲: “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35]教育活动史注重微观的日常的实证的研究，就需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优点，在叙事中注意呈现具体过程与日常细节，从而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魅力。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十年来，教育活动史研究顺应了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了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加强了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面向未来，教育活动史研究应立足已有的研究格局，完善独特的研究体系，加强创新的研究能力，及时弥补研究中出现的缺陷与不足，努力在下一个研究阶段实现教育史学科高质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