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光春，男，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湖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
✦周洪宇，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保罗·孟禄(Paul Monroe)作为一位有远见的国际教育交流传播者，1923年后，他为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而积极奔走。孟禄认为共同文化是国际理解的基础，教育是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是推进国际理解的重要方式。“融入民众的裁军理念取决于各民族的友好相处，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来源于各民族之间的国际理解。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及理解程度取决于具备良好品质的合格公民。合格公民应有豁达的国际胸怀、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理性的爱国主义。而上述目标的达成，均需要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教育。”[1]
一、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国际理解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文化知识是联系世界的纽带。人类的进步动力源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国际理解通过文化传播来完成。
(一)文化内涵的界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民族兴趣爱好、习俗行为、思想理念等特征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是种族的融合、宗教的共识和语言的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推进民族融合的因素还有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政权的建立。但是，随着民族理念的增长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人们发现共同的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坚实基础，而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有助于加快形成共同的文化。
对于“文化”的内在含义，孟禄认为，文化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获得和共同准则的认可”，同时应还含有德语“文化(kultur)”语义上的内容，“文化是指一个区域内人们的思想理念、奋斗目标、传统习俗和典章制度的集合体”。日耳曼民族在18世纪首次意识到“文化”的政治含义，发现民族共同的文化不像种族基于血缘关系自然形成，而是后天人为逐渐形成的。孟禄认为德语对于“文化”的解释更全面更深刻。[2] 孟禄认为，种族、血缘、宗教信仰、语言、地域只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因素，形成民族的根本在于是否拥有共同文化。孟禄在《世界教育趋势》一文中指出，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因素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持有共同的理念、怀有共同的情感、追求共同的利益、实现共同的目标、达成共同的理解，以及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处事方式”。
(二)共同文化发展的阶段
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是本民族发展的根基，经过数代人积累而成。孟禄结合各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将民族的共同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列举了有代表特征的国家。
民族共同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民族的人们以部落方式群集而成，共同文化主要依靠生物血缘关系而凝聚在一起，而不是依靠政治体制促进文化发展。这些地区的政治体制处于殖民统治状态，如独立前的非洲各国。第二阶段：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追求共同的民族文化，并通过创造现代共同文化取代守旧落后的本土文化。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第三阶段：人们已完全意识到形成本民族共同文化的现实迫切性，并成功实现了新旧政治体制的转化。通过创建一套合乎国情卓有成效的国家教育体制，逐渐取代旧有文化，并实现了民族的昌盛壮大。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3]
(三)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国际理解
世界各国的交往形式多种多样，交往内容丰富多彩。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实现了物质互惠;文化交流直接促进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1.文化交流具有独特价值
人类的进步来源于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孟禄在《从世界理解到世界和平》和《演变中的中国》等文中论证了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性，并将世界文化交流的独特价值与商业贸易、政治对话、宗教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商业贸易是各国沟通的渠道，但是商业利益容易导致民族纠纷和战争冲突;旅行探险虽然直接促进国际理解，但会受到交通方式和旅行群体的限制;国家政策的朝令夕改，会导致国与国的政治互信不稳定;只有民族之间的知识互通和文化交流，才是最值得探究的沟通方式。”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一个独立隔断的过程，而是与整个社会和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受到科技、教育和社会的多方影响。孟禄认识到苏俄革命非常复杂，而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涉及社会变革、政治革命和经济改革。“我坚信，我们应该从苏俄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中学习和借鉴可取之处。”[4]孟禄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具有其独特的现实价值，苏俄实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2.文化传播促进国际理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加强沟通和理解，而国际理解主要是通过文化传播来完成的。孟禄回顾了各民族的文化传播促进国际理解的发展历史。长途跋涉的古希腊和罗马智者及教师，通过旅行或布道方式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传播到异国他乡。如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名人，在求学过程中促进了本国与他国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
文化的要义在于促进民族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传播是国际理解的平台基础。孟禄认为西方大学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增加了促进国际理解的可能性。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互派交换生，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对话交流，以及数量日增的国际协会和国际学术会议，都是世界文化交流传播的新方式。[5]1921年访华期间，孟禄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缺乏真正的文化了解感到担心。国家之间的沟通并非是文化的简单代替与被代替，而是在独立平等基础上，在对彼此民族文化特点与心理特征的理解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为此，孟禄认为教育与国际理解是青年人天赋的权利，号召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留学生共同去探索教育的内在价值，成为推进国际理解的新生力量。
二、现代教育引导国际理解达成
孟禄特别强调教育是民族强大的原动力,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通过共同的教育，主要通过国家公立学校教育系统来完成。
(一)倡导民主教育理念，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
孟禄宣称民主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为普通民众。民主教育的理念倡导赋予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帮助孩子获得应得的福祉，促进孩子个性的完善，满足孩子追求快乐的愿望。民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加强民众健康知识和卫生保健习惯的教育;发展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满足民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创造良好的文艺娱乐环境，满足民众丰富闲暇时光的需求;提供契合时代需要的知识和文化，提高民众对现代世界的认识;为了社会共同发展，激发民众充分运用其知识和能力的动力，并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6]
民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世界科技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传播，促进国际理解和民族友好相处。孟禄建议各国建立完善的国民学校教育体系，尽可能给予每个孩子同等的教育机会，根据孩子潜能需要给予同等的训练和指导，在教育孩子的每一节课和每一阶段都予以无歧视的教导。在民主教育面前，教育应不受商业利益驱使、政治观点支配和宗教信仰限制。教育所赋予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和科学知识，应由各民族人民共享共用,无论是卡车司机、国家总统、餐厅厨师，还是法官和国王。孟禄在《教育与国际理解》一文中公开批判了一些国家教育中的不当行为。孟禄认为，有的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故意隐瞒历史真相，甚至修改历史事件，败坏了国与国之间民众的友好印象。例如欧洲的某些国家由于教育不当而误导民众，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孟禄建议在学校课程内容设置中多增加一些国际理解，少一些国际仇恨;多增加一些促进民族之间更易理解更易接纳的素材。人们不能踏在他国不幸的苦难中前进，应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
(二)科学技术联系世界纽带，现代教育引导国际理解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智慧，是紧密联系国与国之间的纽带。孟禄认为政治观点或多或少带有敌视因素，宗教信仰持有排他性。科学技术的原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能适用，只是语言表达上的差别而已。现代教育不再是过去所描述的为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外在追求，现代教育本质是引导国际理解达成。孟禄在《教育与国际理解》一文揭示了现代教育的价值追求：从教育的内在意义和实施方式上来理解教育，教育是指现代民族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一种共同文化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融入共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决定性因素促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20世纪兴盛的电影和无线电相对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具有独特的功能，让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更加便捷，让各民族之间表达友好相处的意愿更加畅通。孟禄建议充分利用电影、无线电等现代媒介来拓宽联系领域，激发各国人民的沟通意愿，引导人民追求和平友好相处的理念，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合格公民和国际理解”形成一股新的群体力量。此外，通过教育途径实施的文化沟通优点最多、缺点最少，应当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养，繁荣世界各国民族文化，推进国际理解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三、教育培养国际理解合格公民
公民教育的重要职责是教育儿童学会欣赏团体成员，珍爱民族荣誉。教师要教导儿童学会相互尊重，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儿童成长为具有奉献、接纳、忍让、宽容、理解等良好品质的公民。[7]
(一)培养理性的爱国主义
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引发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从而诱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上，战争毁灭了繁华兴盛的城市和积累多年的文明成果，如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基于世界和平、忠诚宽广的爱国主义，其核心理念强调为公共大众服务，尽量减少为特权阶层服务，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
现代学校的职责是加强对公民的有效教导，培养公民理性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建立在知识丰富、文化理解基础上的理性爱国主义将促进世界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而不是彼此的对立对抗。国家的教育目的在于解放民众个性，激发民众潜力，加强技术指导，培养专业人才，塑造民众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民众容易被感性引导、被情感左右、被偏见误导。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加强民众选举方面的教育，培养民众理性的爱国情怀，而不是狭隘狂热的偏执情怀。[8]
(二)国际理解教育中的教师与课程
对于引导世界青少年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合格公民和国际理解”持有怎样的态度，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孟禄提供的答案有两点，“一是公立学校开设的科目和课程内容;二是公立学校教师的从教理念、态度和行为”。[9]
一是教师的角色。教师是新观点的引导者和宣传者，同时教师是新社会秩序建立的协助者。学校教师应该简洁明了地向孩子们传授爱国主义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特征，培养年轻一代理性判断的态度，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相，客观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培养年轻一代开放包容的人生理念，塑造年轻一代成为社会需要的具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合格公民。
二是教学内容。学校课程内容应该广泛、视野开阔、丰富多彩，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特征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信息。课程内容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不仅涵盖国内知识文化，也涵盖国外相关知识文化，培养青少年对其他民族的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学校应该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选择适龄的文学作品，开设多种多样的课程，从小培养孩子和平友好的理念和非暴力思维方式。
三是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并不是直接给予学生某些观点与建议，或是让学生直接接受某些知识。教师的职责在于培养年轻一代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训练孩子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引导孩子拥有开放豁达的胸怀。
四是教师的观点表达。孟禄一方面建议赋予教师从教的自由权利，保持教师专业的独立性。同时明确提出教师在表达个人政治观点时，特别在学生面前发表言论应该慎重。教师在面对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意见时，不能鲁莽地持反对或敌对意见。如果教师回答学生的疑惑问题时，盲目自信地给予学生答案，或出于个人偏见而提供零碎知识，或抱着封闭守旧的心态，将直接影响国家下一代的发展成长。公民教育中应该融入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中应保持政治中立的态度。为此，教师应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具备认识事物主要问题和核心本质的敏锐视角。
四、孟禄国际理解观点的历史评价
对于孟禄文化交流视角下的国际理解观点，既要看到其推进民族文化交流、世界和平发展的进步影响，同时也要客观分析其维护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本质和所具有的历史局限。
(一)倡导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先驱者
孟禄从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各国民族的友好相处出发，构建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合格公民与国际理解”四者有机结合的国际理解理论，是倡导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先驱。孟禄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要求、教学方式等方面的观点阐述，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具有理论先导作用。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就提出，教育应在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依靠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和平，并将此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伦理使命。1948年，国际公共教育大会第11届会议建议各国教育部门应鼓励培养青少年的国际理解精神，并对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的教学提供帮助。[10]1974年，第1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11]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编写了《国际理解教育指南》，明确界定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确立了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及相应的“和平文化”的内涵，核心内容即是“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2001 年公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促使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发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新热点。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特别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反思“全球共同利益”等理念。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同时段提出的国际理解教育内容来看，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孟禄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
(二)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积极实践者
孟禄在其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活动中，通过撰写文章和集会演讲，探讨国际理解中的现实问题，广泛开展国际教育调查研究活动，宣传实践其国际理解教育思想。
1.呼吁各国裁军，促进国际合作
孟禄呼吁在各国广泛宣传裁军理念，强烈建议各国立即实施裁军行动。孟禄认为20世纪初部分地区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主要是由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偏见和信息沟通有误，以及一些缺乏审慎品质的国家领导人造成的。意大利、日本、乌拉圭等国虽然签署了巴黎协议，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未真正拥有裁军的理念与动机，反而一步步滑入战争的泥潭，甚至发动侵略他国的战争。这些战争行为说明了该国政府并未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民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孟禄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主张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还欣然提笔为《从世界理解到世界和平》一书作序(此书由英、法、德、美等国著名反战人士所著)。孟禄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呼吁，加强世界各国文化的联系沟通，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各国的合作和理解，让世界各国的利益目标逐渐一致，从而逐渐达成清晰的政治共识。[12]
2.开展留学交流教育，促进国际理解
作为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孟禄在1932年夏威夷年会上号召与会成员国积极寻求国际理解的途径和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互换导师、学生国际交流等方式，奠定扎实的国际理解基础;慎重研究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国际理解和民族友好相处。孟禄作为国际研究所的负责人，在兼任美国教育理事会国际关系委员、社会和宗教研究所、中华医学基金会成员期间，尽心尽职推进国际教育的发展。孟禄坚信：“教育在培养国际理解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教育创造共享的科技知识，服务于国际主义的民主发展。”[13]孟禄通过国际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留学生，注重培养他们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合作的国际意识。如胡适曾说：“我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做学生时代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便是我和来自世界各国留学生的交往……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密的国际友谊之形成，使我们了解人种的团结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14]
(三)孟禄国际理解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孟禄不可能有绝对中立的政治立场，也存在“忠诚的冲突”，其宣扬的国际理解观点中避免不了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
1.阶级局限性：民主教育以美国模式为标杆，文化传播以美国利益为目的
孟禄极度推崇美国的民主思想与教育模式，“美国的民主教育模式能够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主张将之传播、移植至亚非拉等国家。孟禄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教育文集》的序言中，就做了特别说明：“毕竟教育活动有关可以借鉴的经验，还未制定一个可测可评的比较标准。多年以来，民主精神指导支配着美国教育的发展。作为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美国教育的发展经验具有普世价值。”[15] 孟禄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其教育研究的目的,美国教育成为他进行教育比较的基点与标杆。
孟禄政治立场根本上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积极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影响，欲与欧洲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并驾齐驱，采取文化政策向落后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习俗、政治观点和法律制度，借此扩大美国文化对世界的渗透性、辐射面和影响力。“美国对外文化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文化影响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 [16]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简称中基会)在北京成立，孟禄担任中基会的终身名誉副董事长，作为美国政府和美国教育界与中国对话的代理人。[17]在中基会成立时，孟禄提出“建立相互理解彼此互惠的组织机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当前形势非常明确，特别是美苏两国对中国影响展开的竞争，真正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策略的竞争。”[18]从此话语中可以看出，孟禄建议在中国建立的文化交流机构，其出发点是美苏对华战略竞争的政府文化策略需要。1930年2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美日社会研究学术会议上，孟禄发表了《日美面临的共同问题》演讲。“社会问题形式不同，社会病症不同，但彼此感受是相同的。这正如几年前美国处理与古巴和墨西哥的政治冲突一样”。“我们同情支持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的政治势力，以及在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政治地位。” [19]从其言论得知，很明显孟禄所提出的国际理解，是要求别国对美国利益的理解。
2.历史局限性：输出基督教文化，确保西方教育的领导地位
对于世界各民族不同阶段的文化发展，孟禄建议西方传教政策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做到传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目的在于“确保西方教育明确的领导地位”。“唯有从教育入手，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接受西式教育，中国才能在观念、方式上与西方接轨，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才能发扬光大，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的扩展才有文化制度上的保障”。[20]孟禄认为民族共同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最艰难、最复杂，因为交织着最大的可能性和最迫切的希望，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意识到共同文化作为民族团结、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性。为此要从本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来发展教育，给予这些国家发展现代文化的必要因素。“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传教不能像在西方本国一样，让个体皈依基督教生活，从而影响其内心感受和信仰理念，而是通过宗教教育来影响该国人民的职业行为、家庭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关系。”[21]
孟禄建议在落后国家建立当地的基督教堂实施宗教教育，以便尽其所能承担当地居民基督教化的全部职责，让当地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让这些信教者根据本国的文化、思维方式和历史背景，理解诠释基督教。实际上孟禄的文化交流浸透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自我感觉，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一个悖论，即“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维护西方世界对世界的控制权……他的理智似乎向着文明的多元，他的感情却沉溺在西方文明优越的幻想中” [22] 。
总之，“交流之光”荣耀下的孟禄，一生积极推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对于孟禄国际理解的社会贡献和历史影响，我们需要客观辩证地分析。后来世界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Issac Kandel)扬弃了孟禄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理解的相互关系，提出的新民族主义是以相互依赖、相互理解与尊重为基础，同国际主义的观念和谐共存。[23]
(因篇幅限制，详细参考文献信息见纸刊)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01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