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朱小蔓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倘若从谱系学的角度出发，追究这一研究热情的潜在渊源，那么她曾任职的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显然对她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曾是陶行知工作过的学校，且该校还聚集了一批诸如高谦民、胡金平等陶研学者;而中央教科所的数任所长及主要领导都是陶行知的学生，所以这两个研究机构对陶行知研究始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在担任中陶会副会长及会长期间，朱小蔓组织指导了中陶会在各地举行的教育实验，奔走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实践的第一线，参与中陶会管理章程的改革制定，为中陶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一世纪以来，中陶会在她的领导不断奋进开拓，不仅举办了陶行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扩大了陶氏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还在2011年颁发了“陶行知教育奖”，让陶行知再一次成为国内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朱小蔓认为，学习陶行知最本质的精神和思想应该是学习陶氏的“人格道德、公民觉悟、民主精神和大教育家的情怀”，“做一个思想实验家、行动理论家，有引领时代、引领民众的高尚觉悟，品性与能力”。在其看来，所谓的大教育家情怀应该囊括“有改造的意识、批判的意识，有坚守的意识，有忧虑心，有操守心”，针对时代的问题提出自己尖锐的看法，甚至于不惜与时代相抗争。故而，朱小蔓强调在陶行知研究与学习中必须保持“真”的本色，这不仅是陶氏本人所力倡的，也更应是当代学陶师陶必须保持的本色。朱小蔓还指出，当代学习陶行知的思想，必须在四个方面要继承与发展：重行的思想、实验的思想、创造教育的思想、生活教育的思想。她批判当下中国教育所谓的创新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指出只有处理好劳力与劳心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解决教育的发展问题。朱小蔓指出，只有通过实践、实验才能够对教育有所创新、有所改革，但这种实践、实验并非一种虚名，而是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在实验中将课程改革与生活相联系，将学校、社会和课堂相联系。对于陶氏的创造教育，朱小蔓作了进一步的深思。她指出，创造教育并非仅仅是一门创造课或教导创造思维那么简单，“创造来源于生命的活力，来源于生命的本身”，所以，教师的创造更应该发现生命、关注生命。对于生活教育，她则强调必须能够将大众生活与教育相融合，扩大教育的资源，利用最广泛的教育力量办理最符合需求的教育;同时生活教育还应该能够做到引领大众生活，提升大众品位，最终能够将大众带入“审美化生活”这一境界，最终实现教育服务于社会大众这一目标，实现陶氏当年以教育来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理论，朱小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种符合现代知识型社会、开放型社会的一种学习方式。她例举了南京晓庄学院、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广东私立华联学院的办学经验，认为正是“教学做合一”教育模式特别符合这些应用型职业取向的大学，也才使这些学校能够蓬勃发展。
尽管陶行知研究并非朱小蔓的主要研究领域，但其在担任会长期间，重视中陶会的机构改革、中陶会实验学校的指导与发展、《生活教育》杂志的改版等实实在在的工作，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实验区域，形成规模化的实验改革，能够为中国教育踏踏实实地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她在担任会长期间，在学陶师陶研陶等多个场合，批判了当下教育中的一些虚无的、口号式的教育理念与方法，突出强调陶氏教育思想中“求真”的本色，这也是对今后的陶行知研究作出了一个重要启示。
本文摘自 刘大伟著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