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2018年5月17日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4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即席发言.
周洪宇
尊敬的潘懋元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应邀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建院40周年纪念会议上作个发言。我知道今天这个场合五分钟时间讲不了什么内容,我也不便多占用大家的时间,只想从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唐诗说起，谈谈自己对厦大教育研究院特别是我最尊敬的潘懋元先生的一点印象并致敬意。
在座的诸位，可能大都读过唐初名臣虞世南的名作《蝉》，这是我最喜欢的唐诗之一。诗中写道：”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间最早，也是写得最好的一首。全诗的点晴之笔是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另有所指，别具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它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权势地位或有力者的帮助这些外在的凭藉，而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它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力量，精神的作用。全诗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展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一种远见卓识的智慧通达。
潘懋元
厦大教育研究院特别是潘懋元先生，给我就是这样一番印象。研究院不在中国政治、文化与科教中心的北京，也不在中国经济和商贸中心的上海，而是远处东南边陲，没有什么天然优势和可以依凭的外力，而全靠自己的内在魅力，靠自己的登高望远，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而且持之以恒，不离不弃，40年化茧成蝶，成为世人瞩目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潘先生更成为海内外教育学人众所敬仰的一代大师。
基于这个印象，我有如下三点看法，第一，厦大教育研究院40年来的发展史，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学科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现象级”的案例。从它的发展过程可以探寻到我国教育学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演进规律和基本特征，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格外值得研究与总结。厦大教育研究院发展史的研究应该也完全可以成为当下博士论文的重要选题。第二，厦大教育研究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与制高点。40年来，在潘先生的带领下，创造了多个第一的纪录：如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第一本《高等教育学》教材、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984)、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986)、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1988)、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1996)、高等教育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这些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育人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大教育研究院堪称我国高等教育的“黄埔军校”，发挥了“人才母机”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人才，散布并活跃在今天全国各主要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几乎都是厦大教育研究院培养的，都是潘老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而且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不少领导，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支有领袖、有骨干、有理论、有实践、有成绩、有影响的队伍，完全可以称之为我国教育研究的“厦门学派”。厦大教育研究院最难得也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批优秀学者，除了让人高山仰止的创始人和领军者潘先生，如今在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如刘海峰、邬大光、史秋衡、别敦荣、谢作栩、王洪才、李泽彧、林金辉、武毅英等，都是这一学科的中坚，研究引领国内高等教育研究方向，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我平时接触最多的教育史学科的几位老师，如刘海峰、张亚群和郑若玲等教授，在教育史界也享有盛名，其高考和高考史研究，尤其是科举学独树一帜。近年研究院在教育智库建设上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不少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都被国家采纳。与各老牌师大教育学院比，厦大教育研究院虽然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少而精，投入产出效益性价比在国内教育学界首屈一指。第三，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一面旗帜，一棵洋溢生命活力的“常青树”，人民教师的楷模，名副其实的当代“教育名家”。他始终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站在时代的前沿，紧扣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先锋。我最佩服潘先生的是，年逾98岁高龄，与同样高寿的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一样,都是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的楷模，至今仍奋战在教学和研究第一线，亲自指导学生。他的周六“家庭沙龙”，已成学界美谈与样板。我前几天上网看贵院网站新闻，发现潘先生还在定期参加院里的各种讲学交流和论文答辩。最近的一次，5月7日上午还在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学回来的博士生王芳所作《美国一流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Ph.D.)的培养模式研究》报告会作点评，认为王芳的汇报内容充实丰富，但仍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研究和比较，找出美国博士生培养当中的优势与特色，分析中美博士生培养当中的差异，为中国博士生培养提供可资借鉴之处，以达到教育研究的真正目的。其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捷，分析之透彻，点拨之到位，令人惊叹。河北师大薛彦华教授近期一篇纪念文章的题目《勇立潮头执高教风旗，感念师恩承治学大道》，写得很形象，很准确。很多弟子谈到潘先生时都说“导师对学生在专业知识上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及人格上的影响”，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经师”兼“人师”。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真是万幸!我虽然无缘得到潘先生亲炙，但也曾得到过他老人家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至今不敢忘怀。这里顺便提一件往事并致谢意。20年前40岁刚出头的我在华中师大牵头申报教育史博士点，得知潘先生来同城的华中科技大学讲学,当即赶去拜会请教并寻求支持,他老人家见到我很高兴，说你来了好,我前些天看到你们寄给我的新获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的《陶行知教育学说》以及《杨贤江全集》等书籍，你们华中几位年轻同志不简单，埋头苦干，这些年陶行知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很有影响，搞研究就是要走自己的路。他还说，教育研究要注意打好教育史的底子,国内外教育名家都很重视历史研究。我自己也是研究教育史出身的，过去收集资料编辑《杨贤江教育文集》时，限于条件只收录了几十万字，你们那篇《杨贤江笔名考》我看过，写得很扎实，运用史学方法通过笔名考证将杨贤江过去散佚的许多文章与译著辨别收集整理出来，最后编成那么厚的三大卷,几百万字，不容易!现在学术界就是需要你们这种从一手资料入手做研究的精神。你们几位都是章开沅先生的弟子,有历史学功底,自身特色鲜明，报教育史博士点有基础，大胆报,我支持! 最终在潘先生和北师大顾明远先生、王炳照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获得博士授予权。
最后表达三点敬意：一是向潘先生表示敬意，是您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创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及富有特色的“厦门学派”，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与领导人才!二是向厦大教育研究院各位老师及在座的各位高足表示敬意，是你们协助潘先生擎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大旗，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创新做出了不朽贡献!三是向潘先生及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多年来对华中师大教育学科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敬意和谢忱!衷心祝愿潘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愿厦大教育研究院下一个40年再创辉煌!期盼贵院建院80周年时各位再重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