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绍宽是晚清乡村塾师，又是新式学堂教育的积极参与者。他开拓了近代温州教育的新局面，是浙南近代著名教育家。在1886年至1912年间的办教育生涯中，他对自身教师职业所表现出的情感，是反映近代教育大转型时期塾师教育情感的典型个案。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使其教育情感呈现出明显的三重境界——正业、乐业、志业。与同时期其他塾师相比，刘绍宽所表现出的教育情感使得他成为一个具有教育信仰和教育情怀的人。发掘和探索情感的历史，正确看待情感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完善。教师的教育情感是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职业情感，在教师刘绍宽教育行为和活动的背后即有这种情感的存在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乡村塾师；教育情感；教育情感史；刘绍宽
情感史研究的勃兴，使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出现 了一个“情感转向”[1][2] 的新趋势，这也为教育史学 研究带来了一个新方向。在这一引领下，教育情感 史研究必将渐次展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成长 于旧教育体制下的乡村塾师是一个特别而又广泛 的存在，他们面对教育的大变革、大转型不可避免 地产生了情感纠结、冲突和矛盾，而产生的情感又 影响着他们自身的选择和行为。作为见证并参与 教育变革的塾师刘绍宽，他所反映出的那个时代教 师的教育情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探索塾师 刘绍宽的教育情感轨迹、变化及其影响的规律，发 现教育行为背后情感的作用，不仅为教育史学中情感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而且也应当成为 教育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绍宽（1867—1942），浙江温州平阳人，1883 年以县试“案首”[3] 考取秀才，1886年开始担任乡村 塾师，1902年始任教于平阳县新式学堂，1904年赴 日考察教育，著有《东瀛观学记》，1906年入温州府 中学堂（今温州中学前身）任监督（校长）达六年，为 温州近代教育新局面的开拓者之一。2018年，《刘 绍宽日记》（1888—1942）经过近二十年的整理、点 校工作之后，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 得以由中华书局出版而面世，其时间跨度55年，共 五册。日记主人刘绍宽作为浙南近代著名教育家，又穷一生之精力，撰日记之巨帙，这对中国近代教 育史研究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相 信，这一亟待挖掘、解读的珍贵史料，也必将受到教 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日记一直被认为具有直接的史料价值，在历史 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常常记录了个人 生活中的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 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日记反映了个人精神生活 的隐秘领域……日记文献是记主自己内心的最为隐秘、最为深刻的思想的独白”。[4] 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日记是情感史研究最好的第一手资料。本 文即是以《刘绍宽日记》为重要的史料支撑，从他日 记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中，来窥探其在担任乡 村塾师和学堂教员时，教育情感的变化历程及其影 响的规律。教育情感作为教师的一种职业情感，它 不是教师天生就具有的，而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 下，在教育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在近代 教育大转型时期，乡村塾师刘绍宽的教育情感有着 怎样的轨迹和变迁呢？
一、正业：“不怨舌耕难度日”
1868年，刘绍宽的亲生母亲薛氏病卒，他转由 年四十二的寡伯母杨氏抚养，并随她回娘家张家堡 东墩生活。他回忆道：“余生期岁，即随母育于外 家。”[5] 此后，养母独自一人抚养他长大并供养其上 学，非常不容易。他追忆养母道：“绍宽读书从师， 修脯备具，故岁入每不敷所出。”[6] 家计非常的拮据， 让他求学道路上多了几分压力。可喜的是，终于在 1883 年，年仅 17 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县 学附生，成为一名秀才，算是通过了他人生中争取 科名的第一层关卡。同年冬，他还娶亲成了家。可谓是人生双喜至。但却也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是肩 上更加沉重的责任与负担。
寡母“日以针黹佐家需，夜则织纴组紃，虽深宵 严寒，戛戛不少休”[7] 的辛劳，让刘绍宽看在眼里，他 不得不开始设法分担母亲的担子。1886年，年仅20 岁的刘绍宽即开始了坐馆授徒，以稍微补贴家用。随着他“补学官弟子，授徒里中，月试书院文课，薄 有收入”[8] 后，母亲非常的高兴。然，养母杨氏却于 1889年过世，不久，本生父亲玉溪先生亦于1892年 逝去，“连岁居丧，为生平最刻苦之时，全年家用不 到白金”[9] ，家计再次陷入窘境。还要照料父亲遗留 下的继母和弟妹。他自述道：“壬辰本生先父卒，诸 弟妹俱幼，又无薄殖，余黾勉兼顾。”[10] 他毫无怨言 地撑起了父亲留下的这一责任。这或许也受到了 来自父亲对他的影响，据其所撰《刘氏宗谱小传》中 的父亲：
公讳庆祥，一名铭祥，号玉溪。邑廪生。蓂階 公三子。公昆弟四，伯兄铭新早卒，仲季不事生 产。析居时，公让肥取瘠，有汉薛包风。已而仲季 皆败，时邱嫂杨已别依外家居，父母力养皆公任之， 嫂氏惟岁时省问，分致甘旨而已。既仲季夫妇皆 殁，公既为丧葬，又抚所遗两男两女。女长，具奁嫁 之。公亦连赋悼亡，续娶者再，家累綦重，遂至屡 空。然藉课徒以供菽水，昕夕欢然。父母心安之， 忘其家运之蹇，得优游以寿终，人皆难之。公能为 诗歌、骈文，尤工篆刻。……公初娶曹，生一女。继 薛，生女一，子绍宽，出嗣伯兄。三章，生女二，子绍 瑀、绍宸。[11]
又据其学生王理孚对其父亲的回忆：
丙戌岁先生馆于杨氏，理孚年十一，始从学焉。其冬见玉溪太夫子来馆，与先生喁喁私语。先生以年事为问，太夫子笑曰“：穷书生那有好过的年？”先生出白金以奉，太夫子正色曰“：汝一年所得馆谷不过三十馀金，我常念汝不足以养母，其所以不严加督责，惧汝力尚薄，或有挫折，转不足以安汝 母之心耳。我已穷惯了，但愿汝能以我之所以事祖母者事母，虽穷，不露窘相，则所以慰我者多矣。若受此金，则于父子、兄弟、叔嫂之间，均有惭德。”卒不受，父子相对凄然而别。此情此景，至今犹赫赫 在心目间，足证本传无一字溢美。[12] 他的父亲亦是一位塾师，家计也十分艰难，无 “好过的年”、“穷惯了”是其常态，但却能于赡养父母、抚育兄弟遗孤方面尽心尽责。父亲死后，留下继母章氏，以及年幼的弟妹，他责无旁贷。却也使得其原本不宽裕的日子更加艰难，家用开销增大， 他不得不盘算着每笔开支。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颇患家用无度，不能有所限制，今立定限，酌 一年之用，计日分之，每日得用钱若干。另置《家用 准绳》一册，逐日按限以稽所用之赢绌。有赢，则记 某日赢钱若干；若绌，则记某日绌钱若干，就一年通 算，总期适限而止，庶乎出入有谨，而出入縻费可节 矣。[13]
他制定家用开销计划，具体到了每一天。1899 年，他依然面临着家计窘迫的局面，他还宽慰其妻 让其莫要“怨天尤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食指繁，生计窘，三寸不律，供给两家，室人颇 以为嫌。晓之曰：是毋然，凡事当审此理，应为不应 为耳。应为之事，即须安心处之，不可少有嫌怨。今使汝于应为之事，逆理不为，汝心必不安；乃为 焉，而仍嫌怨，是枉然。有此怨心，转使积猜成衅， 是即信理不笃之失也。孔子言“不怨天，不尤人”， 境遇之遭，无所怨尤也。[14]
从中我们可见他处世的态度，直面困难的勇气 和敢于承担的责任心。他回忆当时的生活，而这样 形容：“收朋勤诲愧林宗，幸有诸生负笈从。君佐盘 飧余课读，差堪食力比三农。”[15] 在他努力的经营兼 顾下，过上了“差堪食力比三农”的生活。他非常感 恩诸位学生跟随其学习。对于这一段课读生活，他 流露出了感恩和知足。
刘绍宽一贯的处世态度、决心和勇气，使其对 塾师这份薪资微薄且“劳心劳力，辛苦异常”[16] 的工 作，依然尽心尽责，更是从未想过放弃，还将其视为 “正业”。他写道：“作事容易宾主不分明，既以课徒 为事，则馆课中课程虽烦碎，皆正业，而自课诸事皆 旁业也。”[17] 还写道：“说书，听背诵，改卷，皆馆课正 业，纷至沓来，不以动躁，此颇可得涵养。”[18] 在他眼 里琐碎、劳累、忙碌的教学生活，竟可助他修身养 性，可谓境界之高。而同时期处于同样境况的山西 太原塾师刘大鹏，却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他常常在 日记中感叹：“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19] ，“不得已而 舌耕度日”[20] ，教书一职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终 非久远之计。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计之疏莫甚于教书一事，夫教书不过暂为 糊口计，若作为终身计，则甚左矣”[21] 。在刘大鹏看来，他虽担任塾师，但不过只是兼职。与刘绍宽将 教职看作正业背后的教育情感大不一样。
而刘绍宽在悼念亡妻“不怨舌耕难度日”[22] 时， 我们却也可见他在当时处境下从事“舌耕”之业亦 是同样的情感。他在日记中说：“学人治生，非止聚 徒作馆已也。”[23] 他认为，读书人为了生计，不仅仅 只有坐馆授徒这一事可为，而“聚徒作馆”也不仅仅 是为了生计。于他而言，他非常感恩学生的信任和 追随，所以，在带着感恩的心情从事授受学生这份 工作时，他的要求不仅仅在于度日，而是对其所从 事的教书育人工作有了一份别样的情感和追求。正是这份情感使其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塾 师，他也因此更加正视这份职业，并视其为“正业”。
二、乐业：“日视为分内可乐之事”
刘绍宽从1886年开始从事在旧式私塾教育形 式下的“舌耕”之业，直到1902年始转入新式学堂继 续从事教育。1902年是他从教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他年三十六，被聘为平阳县龙湖书院山长， 不久，书院又改为学堂。其当年所招收的学生愿意 入新式学堂者也都随其转入了平阳县学堂。“所收 学生，愿来学堂者，皆已收入。”[24] 不管是在旧教育 体制下，还是在新式教育体制下，刘绍宽都将“教科 事务”视为一份“应为”的“分内”之事，充分体现了 他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他认为“行为之宗旨，由 利己而生，由感激而生，由责任而生。利己非道 德。感激非智，则难免谬妄，惟责任为无疵”[25] 。我 们可见其责任观。而同时期的塾师刘大鹏，此时却 是深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绝望情感而不能自拔， “心若死灰”[26] 是他对自我的描述，在此情感的主导 下，他漠视周围一切的新教育、新学堂、新知识、新 学生，流连于旧式的私塾直到不得不离开，又谈何 对发展新教育有一份责任和乐趣。1908年，是刘绍宽长温州中学的第三个年头，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学校教员陈守庸的谈话：
陈守庸谓约翰监督卜舫济在学多年，愈久愈有兴味，无少疲倦之意。大约教科事务，日视为烦难可厌，则一日不可居；日视为分内可乐之事，则愈 做愈有味，吾于教科窃愿学之云云。余深佩服其 言。[27]
上文中，陈守庸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 1906年刘绍宽亲自赴上海，以三倍于己的薪资，聘 请他为温州中学的西文教习。卜舫济为美国人，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在中国主校长达半个多世纪，将西方大学学制引入圣约翰大学，使其成为一 所中西合璧的大学。刘绍宽回忆道：“逊清之季，举 国上下方议更新学制，而上海圣约翰大学先已成立，吾国英俊之士争先趋之。迨学制颁行校中，高材生出而任教者遍海内。”[28] 刘绍宽为整顿学校，提 高学校教学质量，聘请名师，陈守庸是其延聘的名师之一。他对陈守庸有高度评价，说道：“余主温州 中学，聘为英文教员，在校六年，成绩为浙中诸校 冠。”[29] 正是其将教科事“日视为分内可乐之事，则 愈做愈有味”的乐业精神，才取得了姣好的成绩。他的乐业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刘绍宽，所以他能 在日记中对他的言论记上一笔。然而，这又何尝不 是刘绍宽自己的写照以及对自我的要求。
不管是在旧式私塾教育，还是新式学堂教育， 他都积极地投入。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关于教 育的心得体会和思考总结，反映了刘绍宽爱业、敬 业、乐业的精神。在生计窘迫的处境下，他以课徒 为事，却也能乐于指授，乐于观察学生、钻研教法和 学法，总结出了很多在当今看来依然不过时的教育 教学经验。如注重启蒙和解放儿童。1889年，他很 有体会地总结道：“教小儿，终日渎诲于其侧，师苦 而小儿亦不快，且小儿拘束习惯，一旦稍弛防闲，彼 即放恣，不肯受教，使后人难乎为继，此必不可。惟 总揽一日功课之大纲，勿使拖欠，讽诵章句，时时听 察而提撕之，使之心有所警，体无所拘，则乐诵读而 服吾教，与夫终日束缚，驰骤使若牛马者，似有间 也。”[30] 针对小孩的特性，主张教授时宽严张弛相结 合，所谓“宽而有制”[31] ，使学生乐于学习而能达成 学习目标，而又不受身体上的束缚。
他结合小时自身学习的体会，“小时从项雨农师，终日嗃嗃，颇为所苦”，“因思小儿读书，断不可 令生机苦窘”。在同情和理解学生的基础上，而能 够站在学生的角度改进教授的方法。他写道：“窃 谓训蒙之法，但须少立功课，严加程限，一日六七个时，幼童有二三个时，稍长有四五个时，读书功课已 足，馀均可令出馆憩息。此三四五个时辰中，书当背诵者，当熟温者，一点不令放过。缘功课既少，小儿既易应课，且有憩息时在后，小儿亦快乐奋勉为 之，断断不至拘苦。至出馆憩息，防其作孽，但须长者时常防闲耳。”于是“馆中诸生皆功课勤勉，惟学 书、福弟在馆甚宽，因自立日课表，并教福弟云上、 下午书课读熟，不拘早晚，即听憩息，福弟欣然如 教”。[32]
他还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教授。如说道：“教初学作时艺，须先授以篇法，便易入门。”[33] 又能 因材施教，不断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如“理孚文 不入格，想必以所授文境太高，无从学步耳。今改 授《小题正鹄》，令挨次选读，俟一月后，看所作如 何。”[34 “] 福泉作试帖，殊无进境，今思得一法，随举 两事命题，令作联句二联，限韵赋之，当可开发心 思，能悟于琢句支对之法。因命两题：《罂粟花》、 《油菜》，限‘歌’韵。”[35] 他告诫弟子说：“读书不能成 诵，须是能思，随读随思，随思随读，意义浃洽，自能 成诵。若果读，决不能上口也。孔子曰‘：学而不思 则罔。’正是如此。”[36] 他认为读书应该学思相结合， 还应该复习，“人之知觉记忆，日有知，月有忘，知者 新人，忘者渐消，设不温理，不复习，未有不全消灭 也。惟时时记忆复习，所以不忘耳”[37] 。所谓“温故 而知新”。
他还能正确看待儿童的嬉戏，并利用游戏来辅 助学习和教授。如他在日记中写道：“鄙意谓小儿 嬉戏之事，亦多不可省，盖小儿之性甚动，出外不能 不嬉戏。其嬉戏固多损伤，然亦多有益之事，如博、 弈二件无益有害，须悬为厉禁。馀若踢球、超距及 一切角力角技诸事，并丝竹弹唱，均无不可为。但 须长者于塾近旁另设一嬉戏之所，听小儿于诸事自 择之。如踢球之类，运动血气，增长材力；丝竹之类，亦令渐解宫商，将来学琴学乐，亦易入门。虽曰 嬉戏，即是储材，所谓游于艺也。”[38] 1904年在新式 学堂中更是发展成：“教育小儿，寓法于游戏，宜于 格致浅理可为戏法者，类辑成书，系之图说，并具仪 器焉，大可为发蒙之助。”[39] 由以上可知，若不是塾 师刘绍宽具有乐业精神，是很难在教育教学中有如 此深的感悟和思考。
三、志业：“以学职为命”
自从1902年从事新式学堂教育以来，刘绍宽越 发觉得我国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和办理教育的困 难。学堂办理三年以来，存在很多问题，进步也很 迟缓。如何改变学堂的现状，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他觉得很有必要走出去看看以改变“吾国教育 之未能尽善”[40] 的现状。而早在1895年，他就了解 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曾赞叹道：“明治真不世出之主 也！”[41] 另外，他也一直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瑞安孙 诒让有信件往来，相互之间咨询、探讨关于办学堂 的问题。1904年孙诒让在与他的信中说：“吾乡学 堂办理三年，进步迟缓，由于地方经济与学子性质 糅杂万端，动多牵就，不能整理……同人扼腕无可 为计，均以执事振袂东渡，为调查学校。”[42] 即面对 当时办教育的困境，很多人想到的是东渡日本学 习。这也给了身处同样困境的刘绍宽一个解决问 题的不错建议。他后来以诗自述当时“索涂嗟杳 渺，擿埴恐瞑蹎”的处境，而获得“征路扶桑指”。[43]
1904年，刘绍宽即决心随陈子蕃一起赴日本考 察学务。他在八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赋诗一首，名 《东游杂句》，以表明他此行之意：
窄襟短袖气飘扬，年少翩翩说改装。我已蹉跎 成老大，不妨初服到扶桑。
少不如人壮志虚，名场困我廿年馀。此行聊补 蹉跎憾，敢贩新闻当著书。
东学新开法政科，卅年欧化竟如何？东江英俊 来如鲫，此去终南捷径多。[44]
此行最终能找到什么“捷径”呢？或未可知。从七月初十日决定赴日，八月二日从县里起程，八月十六日从上海坐上法公司轮船，八月二十一日落 地日本东京安顿。第一次出国的他，觉得路途并不 是很漫长。不久，他就总结起了中国人至日本考察 的几大好处：“余察中国游学于东国有五善：地属邻 国，来往甚便，学费不钜，一也；学科参酌欧亚，编制 完备，于中国最适宜，二也；学生来此，能顾名誉，顾 国体，三也；既无上海繁华之气习，又多外界激刺之 感情，爱国之心易发，而公德亦易培养，四也；中国 二十二省，为二十二国界，来此则彼此交际，反易团 结，五也。”[45] 在参观了解了一些日本学校的具体情 况后，他又进一步反思道：“余谓学生派遣来东，厥 有五善：中国骤言开校，学制未备，教科不完，日本学制参酌欧亚，大足为中国前镜，一也；无牵就于科 举之心，俾得专心向学，二也；诸生来此，稍有知识 者，辄能矜名誉、顾国体，讲求独立自治，三也；多外 界激触之感情，爱国心最易发生，四也；中国廿二 省，声气隔阂，来此则彼我交通，易化畛域，五也。《东游指南》谓文字同、路近、费省，犹其浅焉者 已。”[46] 既然赴日游学有如此多的益处，那么该是不 虚此行了。
对这次赴日之行，他是有目的、有期待的。他 “以热肠忧国……自分于教育一途稍竭智虑，庶于 国民分子略有补救”[47] ，为的是发展国家教育事业 之目标，因此，他马不停蹄地去各个学校考察、学 习，与各教育人士商谈、请教，并每日详细记下考察 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孙诒让称其：“自彼国东 京大学以逮村町众小学，靡不周历，又与彼都贤士大 夫，反复商榷，折衷至当，应时记录，积稿盈箧。”[48] 回来后写成《东瀛观学记》，所记时间从八月十五日 至十月二十五日，“其大指在于研究师范以成教员， 而多设蒙学以陶铸少年学子”。孙诒让读后致信与 他称赞《观学记》道：“于日本学制之善，考察至详， 于中国学界，大有裨益。浏览一过，足开蒙蔀，钦佩 无似。”[49] 又赞此记“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 彼之长，以裨吾之阙。其论之精者，与《周官经》、大 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50] 。可见，其于 改良当时教育制度、办理新式学堂之价值。
回国后，刘绍宽下决心从事教育，不仅服务于本县学堂，还涉足于温郡学堂的办理。如他自己所 说：“观摩一涉扶桑土，归领郡庠启蓝缕”[51] 。孙诒 让写信赞扬道：“贵邑学堂经大才理董，想已条理井 然。以扶桑之文明，为梓里之教育，自当成效在 握。”[52] 他也将此行视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孙诒让又称赞其“以其考察所得者，遍语其乡 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平邑 学务将从此大兴”[53] 。“初级小学”，“平阳最多”。[54] 亦可见，其致力于地方教育之功。
1906 年，鉴于温郡学堂的学制混乱和办理不 善，如孙诒让叙述的状况：“永嘉则府、县两学堂程 度皆尚在小学之内，各县高才生不肯入郡学，以致 瑞、平、乐三县皆自办中学，而经费因此大绌，各县 皆有不可支持之势矣。”[55] 急需改良。因此，经温州 籍在北京著名人士陈介石（即陈黻宸，与陈虬、宋恕 合称“温州三杰”）、黄仲弢（即黄绍箕）、徐班侯（即 徐定超）三人的电举，以及孙诒让的力荐，刘绍宽开 始任监督于温郡中学堂，着手此学堂的整顿。“堂中 学生腐败之名，为五县最。”[56]
刘绍宽面临这样一种 情况，在陈介石“嘱放胆为之”以及孙诒让“中学堂 事，似非破坏不能议建立”[57] ，“吾兄既任校长，自可 酌定，不必避嫌。墨老之不能改良，即由避嫌之意 太深，遂寖成放弃耳”[58] 的信任和支持建议下，开始 走上大刀阔斧地整顿温郡中学堂之路。面对堂中 “学生骄纵已极，不能约束”[59] 的状况，首先力行革 办了四名闹事学生，学校秩序得以初步稳定。在初 步整顿了学校秩序和纪律后，接着“按中学程度甄 别学生，另聘教员。而所附之小学生，则分高者送 入县学堂，低者开除……而等差始划一”[60] 。经过 艰辛的整顿，1909年的温州中学堂“年年有班毕业， 年级整齐，且成绩于浙府诸校尚占特色”[61] 。刘绍宽志业于教育一途以尽其爱国忧民的责 任，因而自觉以发展教育为使命，克服重重困难、付 出极大的心力使温郡学堂走上了发展之路。而同 样有着“办教育的素志”[62] 的新学堂教师朱峙三，在 教育工作中，动则说：“不欲教此功课，月薪少而国 文极难改，简直无一日空闲也。今年必另谋。”[63] “决意另谋他事”[64] 屡屡成为其逃避教育工作的方式，甚至时有放弃教育工作的想法，喊出了“学校事 决不能干”[65] 的心声。与朱峙三相比，刘绍宽对办 教育的情感则更加坚定和执着。从而，从事了多年 教育的刘绍宽会对教师这份职业产生一种全新的 认识和情感，他总结道：“安命者，安其所处之分，而 尽其应为之事。……今自省，既居学职，即以学职 为命。”[66] 他将教育视为志业，为生命的归属。因 而，在 1912 年辞职作别同事时，发出了“育才吾党 事，岂为稻粮谋”[67] 的心声。直至在离开教职多年 后的1916年，他还表达了愿作人梯不乐仕进之意：“世念非遽绝，所期吾道昌。收罗后来俊，导以求学 方。不必名一途，有用即为良。譬诸人利涉，我为 楫与航，载之达彼岸，举步即康庄。譬诸人收获，我 为仓与箱，积储使勿匮，可以拯凶荒。于我固无得， 于人有所偿。君观孔佛耶，利己在何乡？君今劝我 仕，良非我所愿。”[68] 从此，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他 对于教职的这份情感。“方今沧海横流，非一篑之土 所能逆拒而塞之，惟退而修教乡里，或可倡导一 方，由近及远。”[69] 所以，他“始终未尝废离教育事 业”[70] ，因为志业所向被其视为生命的归处，可见其 教育情感的坚定和境界。
四、余论
一直以来，塾师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过去而 模糊的群像，但塾师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却是不言 而喻的。正如杜成宪所说：塾师在中国传统教育体 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了解塾师就不可能 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教育，不了解塾师在中国教育近 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亦难以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教育 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艰难历程。[71] 他们是教育历史 进程中的默默耕耘者和奉献者，是教育历史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平凡而伟大，却被淹没于茫茫历史之 中。在总体史观要求下，研究视野下移，更多的加 强对乡村塾师的研究，必将丰富人们对教育历史全 貌的认识。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塾师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变局，他们在压力下寻找着出路，寻找的过程 充满了焦虑与辛酸，也时感困惑与迷茫。他们情感的变迁历史，亦是他们自我调适和选择的历程，从 中我们也可看出教育历史发展的进程。
刘绍宽是近代广大乡村塾师的一个代表，其教 师职业生涯与近代教育转型相始终，他的教育情感 轨迹也反映出他所经历的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在清末教育大变革的前夕，塾师刘绍宽面临着家计 困窘，科场不顺，但仍然热爱教师职业，并能在旧教 育体制下进行艰难的摸索，虽舌耕难度日，却依然 视其为正业、为本职工作、为应尽的责任。当清末 教育改革发生后，刘绍宽积极投入到新学堂式教育 的筹建创办中，进行不断地探索甚至出国学习，在 这一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的教育情感得到了进一步 的升华，他从教育中体验到了乐趣，不仅仅视其为 “分内”事，更是“可乐之事”。此后，刘绍宽更是在多年教育生涯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在教育中能让其获得成就感、归属感，因而他将教育视为志业，视为生命的归属。甚至在被迫离开热爱的教育事业时，依然大呼“育才吾党事，岂为稻粮谋”[72] 。纵观刘绍宽的教育情感发展轨迹，一个有教育信仰和教育情怀的塾师形象，鲜活了起来。
而与同时期另外两位乡村教师刘大鹏与朱峙三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可见刘绍宽教育情感的突出和鲜明之处。塾师刘大鹏“不得已而舌耕度日”的教育情感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不满、不屑之情，塾师这份职业没有让他获得成就感、归属感，而多是为了糊口计。然而，随着科举废除，自己的理想职业无法再实现时，在塾师身份和职位上耗费了多年 精力和心绪后的他，又表现出了不舍、留恋和同情， 却对新教育发展趋势漠不关心。新学堂教员朱峙 三的教育情感表现则又有不同，他内心虽曾说办教育为其“素志”，也曾愿想“予将终身从事教育事 业”[73] ，表现出对教师职业以及办教育的某种偏爱 之情，但他的实际的教育活动却使得他的志向打了折扣，因为他能不能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由外在条 件来决定的。在教育中的他一旦面临困难，更多的是偏向逃离教师职业，甚至教育事业，所以一生所 从事的职业较多，从而对教师职业的情感不是很稳定，对教育也没有十分坚定的信念和情怀。但，同时期的塾师刘绍宽则与他们不同，他的“育才吾党 事，岂为稻粮谋”的教育情感中较之多了一份责任 感、使命感，这种情感超脱于生计，超脱于一般的自 然情感，而成为他的一种教育信仰和情怀。他在离 开教职多年后的1916年还表达了愿作人梯不乐仕 进，甘做人梯为教育作奉献的精神，就是他教育行 为背后的教育情感。
本文关于乡村塾师刘绍宽的教育情感史研究， 是以情感史为取向的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实践。教育情感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的重要方面，对教师 职业生涯、教育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纵观塾师刘 绍宽从事教育的历程，对自身教师职业从最初的认 同感、责任感、使命感到最后的归属感，是他教育情 感发展的一条轨迹。因而，他能从最初的正业、乐业终致志业于教育事业，呈现出他的教育情感的三 重境界的发展过程。在中国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 教育转型的年代，教育发生着重大变革，乡村塾师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时代处境，有着同样的心路情感 历程，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职业道路，这引起我们 的深思。既然，情感是人们内生的心理情绪状态， 每位教师都有着自己的教育情感，那么，教师应该 如何形成积极健康的教育情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时代与社会呢？我们的眼光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有 时也可以适时地回望过去，历史有时能够给我们一 个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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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王 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师
来源|《教育学术月刊》2019年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