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70年70系列”专题
特约主持人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主持人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学科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对其间重要学者和重要成果择要汇总综述，既是对过去成就与经验的必要总结，也是展望新时期教育学科发展走向的重要基础。为系统梳理和研究总结这一发展历程，由笔者牵头，申国昌、刘来兵、李木洲、沈曦等学者协助，国内高校多位专家教授参与，以新中国教育70年中的70部代表性著作、70名代表性人物、70篇代表性论文为核心内容，形成了一套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教育学研究丛书。这三部书当中，《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70部教育著作》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评选的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名单、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选的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名单、2017年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联合推选产生的90位“当代教育名家”名单确定遴选范围，根据学科覆盖率、创新贡献度、研究应用性、成果公认度的四条编选原则，遴选出70部优秀教育著作;《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70年70位教育人物》以2017年评选出的90位“当代教育名家”名单以及2018年12月由“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教育人物40名”名单为基本参考，形成了70位教育人物名录;《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70篇教育文章》参考上述名单，遵循导向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按照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含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德育学、教育社会学、教学论、课程论等)、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高等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研究、教育心理学研究等分类，遴选出70篇优秀教育文章。本专题特就此对上述三本著作的编选目的、编选原则、编选范围、编选体例、编排逻辑、编选过程和编选感受进行了说明，以飨读者。
回望历史 致敬先贤 启迪后学
——《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70部教育著作》编选说明
周洪宇，李木洲
没有科学的教育理论，就没有伟大的教育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迁，国家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理论方面，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开拓性、时代性的教育理论原著，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我国实现了由教育弱国向教育大国的转变，且目前正处在努力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阶段。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统梳理、回顾总结对新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理论原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此，我们选取70部教育著作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面向未来、致敬先贤、启迪后学。
一、编选缘由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既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一线教师的敬业奉献，更离不开教育专家的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教育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纵观70年来的中国教育，其在整体上适应并满足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并担负着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编选《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70部教育著作》主要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一)把握历史契机，系统回顾新中国教育理论发展脉络
教育理论源于教育实践，又指导教育实践。在本质上，它是对教育实践的系统化、学术化思考与表达。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的实践者与推动者，也是教育的探索者与创新者，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教育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理论者，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纵观70年来的教育理论发展历程，其历经了从舶来借鉴到本土创新、从理论贫瘠到理论丰富、从研究经验化到研究科学化，教育学科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教育著作作为反映教育科学理论发展和象征某些教育学科创立或里程碑式发展的集中表现，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选取70部有代表性的教育著作加以回顾与评价，有利于我们系统把握新中国教育理论体系与教育学科体系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规律。
(二)致敬教育学人，展现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引领力量
人才是推动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作为新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的国家基础事业，70年来聚集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教育人才。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现推动新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教育理论与教育学科发展的引领力量，既是致敬教育先贤的最好表达，也是树立榜样与启迪后学的现实需要。如，李吉林创造性地提出“把儿童的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其著作《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构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情境教育理论，是新中国原创的教育理论的典范。更可贵的是，在她因病住院期间，唯一的要求是“病房要朝向学校，让我能看到孩子!”[1] 这体现了一位教师对学生、对教育的无限的爱。叶澜的《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全面、立体地回答了“教育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这两个教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当代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不仅从教育者的角度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描摹出了一幅理想的教育蓝图，而且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对教育现代化、创新教育、爱国教育等重大教育论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对21世纪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沈灌群1956年出版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该书于1958年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首开新中国教育著作在海外发行先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通过选取传颂其中之代表，有利于激励后世教育学人。
(三)面向未来发展，探寻中国新时代教育理论发展方向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教育理论发展，总体上适应并满足了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发展指导需要，而在这一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学科体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完善，逐步产生了有分析教育形而上问题的教育哲学、教育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等学科;有分析教育中社会现象的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生态学等学科;有分析教育中的个体的“人”的教育生物学、教育生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有运用特定研究方法分析教育活动的教育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未来学等学科;有研究如何运用特定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的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实验学、教育信息学等学科;有分析与其他领域共有问题的教育卫生学、教育行政学、教育规划学、教育技术学等学科;有分析教育领域独有现实问题的课程论、教学论、高等教育学等学科;还有以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元教育学、教育学史等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由此，呼唤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成了新时代的最强音。面向未来，面对新的教育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系统回顾总结我国教育著作，有利于探寻新时代的教育理论发展方向。
二、编选原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优秀教育著作数不胜数，如何编选70部是一项“难舍难割”的工作。因此，确定并坚持统一的编选原则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避免人们对编选工作产生误解的重要保障。总体而言，我们的编选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遵循学科逻辑，注重教育学科覆盖率
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10个二级学科，同时兼顾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心理学。由此，要尽可能确保大部分教育学二级学科都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入选。当然，由于教育学各二级学科的性质、影响力、著作数量及其发展历史不同，不能简单地以70部为总量然后按照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数量进行平均选录，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编。有些学科选的著作较多，有些学科选编的著作较少，而有些学科没有选编著作。
(二)强调理论原创，注重教育创新贡献度
近代以降，伴随清末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但这种交流主要是以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输出为主，中方只是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输入。即使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改变这种状况。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西方理论思想的‘殖民地’”[3]。当然，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与研究领域，也难以摆脱这种历史命运。因此，本书特别强调教育理论的中国原创性、创新性以及本土化。如，潘懋元、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成熟，并使高等教育学成为一个新学科。廖平胜的《考试学原理》开辟了考试研究的全新视域，其理论自成体系并得到中外学者高度赞誉。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不仅开创了科举研究新领域，更使科举学得以确立。
(三)倾向领域开拓，注重教育研究应用性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应用性，或可说，教育研究的最终指向在于服务现实教育与教学，因此，教育学在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教育教学一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于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著作既源于教育教学实践，同时又指导服务于现实的教育教学实践，对推动一线教育与教学的理论化、科学化、现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王道俊、王汉澜(后为郭文安)的《教育学》承前启后，不断完善，成为指导各类教师学习掌握教育教学规律的杰作;顾明远、薛理银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创新了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对促进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瞿葆奎的《元教育学研究》开辟了反思中国教育理论的先河，使元教育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鲁洁、王逢贤的《德育新论》站在道德哲学和文化学的高度，全面而颇有新意地阐述了德育与认知、道德与情感以及德育的本质、目标、功能、过程、方法、主体等问题，被称为“至今仍然是最有学术含量的德育著作之一”。[4] 郝克明的《教育•社会•未来――郝克明教育文集》打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窠臼，对促进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统一具有重要启示。魏书生的《教学工作漫谈》以大量生动感人的教育教学管理实例，提出了学生自育、自学的教育理论;霍懋征的《班主任工作札记》为一线教师的班主任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顾泠沅的《教学改革的行动与诠释》源于对课堂的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和实验积累，从基础教育三大关键期的研究，到教学经验实践筛选法的构建以及学生有效学习的四条教学基本原理的概括，从“学生数学思维过程分析的研究”到“数学教学目标的内隐因素的研究”，从变式教学理论探索到教学任务的变革，都充满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李希贵的《新学校十讲》构建了让学生快乐、教师幸福、社会满意的新学校理念。
(四)兼顾学术影响，注重教育成果公认度
社会影响力与学界认可度是衡量一部作品的两大重要标尺。尽管教育理论研究最终指向教育实践，但教育理论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是教育理论乃至教育学科得以持续发展的内生不竭动力。因此，本书也注重选取学术影响力大、学界认可度较高的教育论著。如，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其资料的丰富性、体系的完备性、论证的科学性以及视野的开阔性，在国内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陈元晖的《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五四运动”后70年的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并提出要摆脱“进口教育学”，要有“出口的教育学”，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教育学理路。[5] 王策三的《教学论稿》深入阐述了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为教学论的专业化发展做出了奠基性工作。丁钢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构建了一种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框架，被视为中国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范本。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从哲学的高度与文化的视野审视教育学的知识观念、理念追求与研究方法，开辟了教育学研究的新途径。
三、编选过程
为献礼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北教育出版社以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使命感，于2019年3月初委托笔者周洪宇主编《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系列丛书，此为本书(《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70部教育著作》)编选之由来。编辑出版的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个中艰辛不一一赘述，回顾本书编选过程，大致历经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编选人员的遴选
笔者周洪宇在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委托后，考虑到作为全书三册总主编，时间太紧，任务太重，自身还担负着繁重的社会和学术工作，无法独自完成丛书各册的具体编辑工作，于是邀请本人所带博士后、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木洲副教授协助完成编选工作。李木洲副教授在接到邀请后，深感这是一项极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义不容辞，为稳妥起见，又推荐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沈曦副教授担任副主编，共同协助编选工作。因此，最后确定了由笔者周洪宇任主编，负责确定编选原则、编辑思路、编选范围、编辑体例，统筹选文和定稿工作，由李木洲和沈曦任副主编，负责本书的具体组稿、初审及初步修订等工作。
(二)著作名单的确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累计出版的各类教育著作层出不穷，难以计数。如何“海选”出70部著作篇目是开展编选工作的核心与起点。考虑到入选著作既要有较强的权威性，又要有较大的影响力，还要有较高的学界认可度，因此，在官方或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各大获奖榜单中寻找是一个比较科学且操作性较强的做法。根据“名人名作名论”的“三名”遴选思路，我们主要参考了三份名单，一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评选的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名单;二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选的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名单;三是2017年由多家重要教育机构共同推选产生的“90位当代教育名家”①名单。当然，同时也参考了一些其他重要社会教育机构评选的类似于“改革开放40年40人”等名单。尽管这些名单已经有效地帮助聚焦候选著作名单，但仍需进一步筛选，不断缩小范围。于是，我们确定了四条编选原则，即：“遵循学科逻辑，注重教育学科覆盖率;强调理论原创，注重教育创新贡献度;倾向领域开拓，注重教育研究应用性;兼顾学术影响，注重教育成果公认度”。同时也兼顾上述名单外的符合四条原则的教育著作。由此几易其稿，确定最终入选的70部教育著作。
(三)入选文稿的修订
本书文稿的撰写体例由笔者周洪宇统一设计，即每部教育著作的介绍均包括“作者简介、成书背景、内容精要、简要评价”四个部分，且字数不超过6000字，本书总字数控制在40万字左右。本书文稿的撰写成员主要由高校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及少数优秀硕士生等组成，其中有一些是入选著作者的弟子，如华东师范大学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一稿由其弟子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吴中齐撰写。当然，由于撰写者的素养以及对著作与著作者的了解情况参差不齐，为了确保书稿的整体质量，特别是对于由硕士生主笔的文稿，都请相关著作者的弟子或具有副高职称的教师把关，再联合署名。如《高等教育学》一稿请潘懋元的弟子厦门大学陈斌博士把关，《考试学原理》一稿请廖平胜的弟子华中师范大学钱道赓副教授把关。至于本书通稿，均在副主编的分工审阅修订之下，最后由主编统一修改定稿。
四、编选体会
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佳庆，编选70部教育著作，是一件令人激动与振奋的工作，尽管编选工作本身比较枯燥，但在编选过程中却收获颇多。这种收获不仅来自于70位教育名家的不凡经历，还来源于一部部优秀教育著作所带来的知识获得感，更来源于能用一种宏观视角全景式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学科发展过程的历史使命感。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教育情怀与不懈投入是教育家的必备品质
本书收录的著作者不乏社会及学界公认的教育名家，除了前面提及者，还有基础教育界及教育学界的杭苇、李秉德、陶西平、郭文安、萧宗六、钟启泉、陆有铨、朱小蔓、谢维和、袁振国、吴康宁、劳凯声、刘彭芝，等;教育史学界毛礼锐、张瑞璠、王炳照、李国钧、滕大春、任钟印、吴式颖、田正平，等;高等教育学界的杨德广、张楚庭、闵维方，等;比较教育学界的王承绪、吴文侃、杨汉清，等;教育心理学界的潘菽、朱智贤、高觉敷、张厚粲、林崇德、黄希庭，等。细读他们的生平经历及其代表作的成书背景，不难发现，这些教育名家无不具有矢志不渝的教育情怀和对教育坚定不懈的持续投入，其背后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对教育学生和教师职业的高度认同感与无限热爱，来自于对国家教育发展的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来自于对个人作为教育者的奉献精神、严格要求与志业追求。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空前繁荣
教育著作是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的重要载体，一位学者往往因一部著作而成名，一门学科也往往因一部著作而得以确立。这充分表明教育著作对于教育学人、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教育著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换言之，从优秀教育著作的产生与出版，大体可以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教育理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形成了两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发展态势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教育著作不仅数量少，而且多以译介为主。改革开放后，伴随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我国的教育著作出现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除译介作品外，试图引进与运用国外先进教育理论助推与解决国内教育问题成为一种潮流，各种教育理论、教育学科开始步入繁荣期，这是“对外学习”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现已进入本土化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理论繁荣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深深的“理论之痛”。正如有学者指出，“20多年来外来教育学在中国纷纷‘入土’并精彩纷呈，但‘西方中心’‘二元对立’和‘线性发展’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纠缠在其中，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以‘移植’代研究、以‘西方’为标尺随意裁割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惯习绵延不绝。”[6] 当然，也不可否认，移植、吸收及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既是理论学习和理论超越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作为教育弱国走向教育大国再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以及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教育挑战、教育问题及教育诉求，从内外部教育环境和教育动力来看，我国亟需更多的源自于本土的教育理论来指导本土的教育实践。事实上，早在2016年5月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7] 因此，可以判断，新时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发展必将且已经进入本土化创新的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学在国际教育研究中也必将且开始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尴尬的失语地位、打破跟随他人进行研究的被动局面”[8]，也终将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教育学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五、编选遗憾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因主客观原因，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或遗憾之处。
首先，在确定70部教育著作的过程中，由于“70”这一数字的限制，还有很多教育名家优秀且可以流传的教育著作未能入选，难免存在遗珠之恨，在此只能深表歉意。同时，谨希望在新中国成立80周年、90周年、100周年的时候，能够得以弥补。
其次，由于考虑教育著作的权威性、影响力以及受众群体的多寡，在选取教育著作的时候，并没有实现教育学二级学科全覆盖，如成人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就没有著作入选。当然，有些学科入选的比较多，有些学科入选的比较少，尚存在学科入选数量不均衡的问题。
再次，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对于有著作被选收入本书的原作者，尽量与本人联系，选择其与主题有关的代表性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原作者一时无法联系上，只能根据编选原则，同时参考各类国家级获奖成果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定，还请原作者见谅。
最后，由于各篇目文稿撰写成员的学养见识与表述水平不一，我们三位主编的时间、精力与能力有限，难免会出现错误之处，也恳请各位读者及方家指正。另外，本书所收著作的原出版社等，均已在书中一一列明，在此也一并顺致谢忱。
总之，教育理论和教育学科的发展突破，需要极大的勇气、毅力与智慧。我们谨以此书献给为祖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教育学人，也谨以此书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注释
①“当代教育名家”是指2017年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刊社、人们教育出版社等联合成立的当代教育名家推选活动组委会推选产生的90位当代教育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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