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前哨，广东教育构建东南亚供给机制意义重大。广东教育的东南亚供给机制主要包括走进来的供给机制和走出去的供给机制两部分。广东各级各类教育都可以参与走进来的供给。考虑到东南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走出去的教育供给主要是建立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为主的供给机制以满足需求。广东教育走出去的供给风险在于面临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可能干预。防范策略包括促进互信、公共外交、回应诉求、强调社会责任和加强监管等。
文 | 李清刚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教育智库及教育政策
研究广东教育的海外供给机制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教育全球化挑战中，如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发出中国声音和发挥中国作用。东南亚位于连接三大洲，沟通两大洋的战略枢纽地位，包括11 个国家，覆盖457 万平方公里土地，约6 亿人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并且被视为未来十年全球新的增长点。事实上东南亚诸国除新加坡、文莱之外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如联合国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其“不能回应对更加平等和更可持续增长的需要”。这些国家平均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大致与我国云南省相当，普遍面临产业发展所要求的基本教育需求与偏弱的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广东利用其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构建海外供给机制，以其教育优质资源，参与东南亚各国的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以合作(与当地华文学校合作或与当地中资公司合作)或独立办学的姿态参与当地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培养当地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让自己的发展惠及“邻居”。这既是对东南亚各国利好之事，同时也是发挥主导赛场作用的重要机会，传播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机会。
早在两千多年前，广东、福建等地华工被掠卖到东南亚，从事店员、种植、捕鱼等低下职业。二战后多数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经济地位逐步提高。目前东南亚华侨人数约3500万，广东最多，福建、海南次之，其他省区约占10%。在20世纪之前，东南亚的华人实施的是从广东等地带去的私塾教育，以1690年印尼的明诚书院为标志。从20世纪初期到80年代，受到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革新影响，以广州广雅书院为代表的新式学堂开始在东南亚华人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二战之前，东南亚的华文教育一度兴盛，二战后冷战格局使得“亲西疏中”政策抬头，华文教育遭到重创。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华文教育才开始逐步复苏，东南亚各国放宽政策，允许华文学校招收非华族学生，还鼓励华族子女到中国留学，加强与中国的交流。目前主要集中在与广西、海南等地的教育交流，与广东的教育交流目前还有待拓展，广东作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前哨，理应在东南亚教育供给上发挥领头羊和示范者作用。笔者认为广东教育东南亚的供给机制主要包括走进来和走出去两个层面。
一、走进来的供给机制构建
以广州为例，据统计2015年广州市外籍学生在幼儿园就读的有854人，中小学有2384人，占同年广州幼儿园和中小学在校生的比例分别为0.2%和0.16%，这些外籍学生一半以上在广州国际学校就读，其中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约占三分之一。可见走进来的供给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在东南亚各国，大多数上层和中层阶层的家长都在努力避开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要么送子女去当地的国际学校就读，要么送到英美等国外学校就读。据此广东教育走进来的供给机制构建如下。
(一)建设东南亚教育基地。设立奖学金，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学生来中国深造，尝试构建从小学到大学衔接的教育体系。利用民办教育的灵活办学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民办学校开展为东南亚华人子弟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接受教育服务的试点工作。
(二)依托广东办学历史悠久的公办中小学和积极鼓励民办中小学吸引东南亚华人华侨子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试点设置海外班。入读的东南亚学生可以与本国学生享受平等的教育对待机会，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三)适当引进东南亚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新加坡的创业教育做得很成功，可以考虑在高职院校试点引进创业教育，弥补创业教育的短板和培养创业创新人才。
(四)在省、市级其科研机构设立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心(所)之类的智库，为广东教育海外供给决策提供咨询、设计、论证和规划，持之以恒地扩大广东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二、走出去的供给机制构建
著名的东南亚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东南亚大多国家是来料加工型经济，对外依附性强，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钱的外国人和穷苦的本地人合作实现出口型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特点就是依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状况。只要GDP继续上升，当地政府就不会考虑调整出口型的经济结构。从中资企业的投资领域也可以看出上述端倪。据测算，东南亚在2030年之前有2.7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需求。因而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资源(制造)及其开发利用(基建)行业(这个也与美日把持产业链的高端，中资企业的高端竞争力弱有关)，且占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依托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东南亚基础设施、资源能源及其利用等产业，对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也是双赢的选择。当然这些产业典型特征就是依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鉴于上述分析，广东教育走出去的供给机制主要是建立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供给机制以满足当地教育需求。政府要统筹规划、注重计划性;要依法办学、强调自主性;要稳扎稳打、注重渐进性;要弘扬中国文化、注重亲和性。具体而言，广州教育走出去的供给机制构建如下。
(一)广东要加强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合作。广东积极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区域中心联系，协商建立教育论坛机制，研发教育服务标准，平等协商教育相互认证和准入等事宜，为广东教育走出去扫清制度障碍。定期发布广东海外教育的评估报告。
(二)组建广东教育国际化集团。建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广东教育国际化的顶层设计，完善教育国际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组建广东教育国际化集团，性质为国有控股企业。该集团由广东省国资委出资委托管理，广东省教育厅设立常务办事机构，广东省属某高水平大学承担协调工作，统一对东南亚国家输出广东精品课程、师资、专业、科技项目及举办分校等。
(三)广东教育智库要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教育智库合作。东南亚各国都在实行政府委托教育专家和学者，或者委托专家小组的形式进行政策研究。如泰国的全国教育委员会是泰国最高的教育政策咨询机构，主要制定全国的教育纲要和五年规划。菲律宾的全国教育委员会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能等。广东的教育智库要主动出击与东南亚的国家智库进行接洽、研究合作领域和教育市场的准入要求等，为广东教育出海“打前站”和提供智力支撑。
(四)职业教育要积极开拓东南亚的教育市场。由于东南亚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师资匮乏且师资实践能力不足，是广东职业教育海外开拓的优质市场。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职业技术与培训中心就希望“能与中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推动合作模式与交流学习机制化。”随着政府间交流的加深，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大量中方投资的注入，在就业的驱使之下，中国职业教育对当地国民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大。广东要积极与驻东南亚各国使馆的教育处合作，积极开辟教育市场，利用走出去契机，派送学生到东南亚实习基地实习，有利于解决毕业生的就业或创业问题。同时鼓励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与东南亚商会、协会、及中资公司合作举办培训机构，“短、平、快”地为当地产业培养急需的产销对路的人才，为东南亚经贸产业园区内的中资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服务。
(五)鼓励中小学走出去举办海外分校或与华商合作举办国际学校。提供中文为媒介的沉浸式双语教学，不仅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且使用汉语传授学科课程，传播和输出中国软实力，传播和扩大基础教育的海外影响力。
(六)支持华文学院发展。据统计，东南亚大约有华文学院2 700 所，师生近1 000 万人。如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是一直坚持以汉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华文学校，虽然文凭不被当地政府承认，也不能申请当地公立大学入读，但本地华人对其热情却持续高涨。据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2015 年独立中学学生总人数增长为83 042 人，创历史新高。但马来西亚独立中学文凭在海外得到了中国和美国等600 所大学的承认，其毕业生多数选择到中国深造。广东教育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与马来西亚独立中学这样的华人学院结对帮扶，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
(七)鼓励公办大学与当地孔子学院合作，输送师资和课程等资源，提升当地学术的质量。随着中国崛起，汉语热在东南亚各国持续“发酵”，孔子学院(课堂)数量稳步增长。截止2016 年底，在东南亚国家已经建立了31 所孔子学院，34 所孔子课堂。其中以泰国为首，有15 所孔子学院和20 所孔子课堂。印度尼西亚排在第二位，有6 所孔子学院和4所孔子课堂。菲律宾排在第三，有4 所孔子学院和3 所孔子课堂。借助孔子学院的平台，构建中国-东南亚国家学术联合体，加深科研合作，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学术水平发展。
(八)借鉴世界银行经验，探索建立亚投行(AIIB)的援建项目与受援国教育项目配套的协同举措。世界银行是美国人主导，其援助是与受援国接受“调整计划”相挂钩的，比如要求受援国遵守一定数量的自由贸易主义经济、财政规则和扩大国际贸易的意愿相挂钩的。亚投行可以考虑援建项目与受援国教育合作项目挂钩。借助亚投行的平台，广东教育可以扬帆出海。
三、广东教育东南亚供给机制的风险防范
(一)广东教育东南亚供给机制的风险分析
广东在布局走进来的教育供给风险不大，主要集中在走出去的教育供给机制的风险。比如面临美国、日本、欧盟可能的干预。21世纪初期美国是把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在朝鲜问题上两国是“康德式合作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及国际事务(特别是非洲能源)的处理上两国是“洛克式竞争关系”，在台湾问题及中国军事投入等方面两国是“霍布斯式敌对关系”。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国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显而易见，美国出现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严防”倾向。美国在东南亚扶植了很多政权，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就为东南亚发明的，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布下很多军事设施。2015年美国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累计额约2260亿美元，远超中国直接投资累计额约550亿美元。中国在东南亚投入势必会引起美国的关切。此外，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赔款，东南亚获得了日本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的影响力开始凸显和加强，源源不断的美日的资本和技术流入造成了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症，虽然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也日益加大，总体上与美日相比所占的份额有限。中国资本的进入和扩大的影响也可能造成日本的抗拒。欧盟在历史上曾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到现在还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与合作。此外，很多国家由于族群分歧带来的政局不能预期地发生动荡，南海问题、潜在的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也都困扰着中国投资，同时困扰着中国教育的东南亚供给。
(二)广东教育东南亚供给机制风险防范的主要策略
首先是促进互信。中国外交持续发力，巩固中国-东盟互惠互信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一贯明确表态不排斥美、日、欧盟的东南亚存在。事实上中资企业主要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力，而美、日、欧盟主要集中在高端技术产业，完全可以在东南亚地区形成错位竞争，优势互补的格局。这个共赢理念而不是零和博弈需要外交加大宣传力度和强度。当然南海地区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是冷静应对南海问题争端和冲突的扎实依托，继续坚持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沟通和对话，争取以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争端。同时中国航母编队在南海战备值班和公海巡逻，也为第一时间因某些国家军事冲突造成的政局动乱的撤侨提供强大保证。必要的军事存在为中国企业把握东南亚投资机会塑造稳定的安全环境，为广东教育的东南亚供给塑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空间。
其次，鼓励教育智库开展公共外交。教育智库通过组织舞蹈、绘画、艺术、科学等民间活动，增进广东与东南亚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争取实现民心相通，减少误判摩擦，奠定利于教育合作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夯实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教育智库的相关专业人员要修习东南亚本地语言，培养具有熟悉东南亚文化和沟通能力的“东南亚通”，更深入地把握东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政治态势、经济趋势等，为国家的东南亚决策提供客观无偏的信息，减少沟通失真和增进互信。
第三，回应诉求。配合中国援建东南亚教育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配套的师资、课程及培训等“软件”。东南亚的多数国家法律中规定外资企业必须招用一定比例的当地工人，并且有义务对当地雇员进行培训。这其实为广东职业教育东南亚的供给提出了诉求。通过认真执行东南亚的劳工法律，避免了美、日、欧盟可能的不当干涉的情况下，广东职业教育就可以完成东南亚的供给。东南亚的中资公司走到哪里，职业教育供给追随到哪里，为中资公司培训当地员工的专业技能的同时渐进地、扎实地、坚定不移地渗透和扩大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和文化的吸引力，把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培养更多认同中国价值和中国道路的朋友和伙伴。这需要具有百年眼光的战略定力，克服立竿见影的操切之举。
第四，强调中资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加强监管。中资公司要和当地政府签订投资担保违约协议，把可能的政权动荡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在研制企业规章制度时要尊重当地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充分研究当地的劳工法律，建立劳工标准，认真落实对外籍劳工的保护政策和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组织利益相关方会议、社区会议等沟通机制，积极与当地居民、投资者、工会等利益相关方进行良好互动。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东南亚中资公司的监管，指导和监督中资公司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建立健全东南亚中资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评估和检查机制，[15]维护国家的海外形象，为广东教育的东南亚供给长效机制的建立夯实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