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年03月23日 版次AA10）
周洪宇 男，汉族，195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带来了19份提案，其中一半与教育有关。而此前，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里，周洪宇就提交了数百份建议和议案，也大多与教育有关。在周洪宇看来，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关系———曾担任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大学教授……谈起教育工作，60岁的周洪宇充满激情。像他这样，在高校研究教育后到政府部门主管教育，之后又做理论研究的人并不多。
接受南都专访时，周洪宇就中小学生减负、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提出建议。
谈建立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
在投入方面我们的蛋糕现在还是太小
南都：我们注意到，你从2005年3月起在全国两会上开始提出，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是什么?
周洪宇：2005年前后，教育系统乱收费是全国性的现象，高中初中小学，都有各种各样的收费名目。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教育的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当时，我国教育处于一个大发展期，许多学校扩建、迁新址、增加新设备等。由于缺乏资金，它们只能动员社会力量通过集资来办学。当时集资办学很流行，也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所谓民办教育家集资后卷款而逃的现象。于是在2005年，我提出加大财政投入，建立长效保障机制的建议，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尽快达到4%.
南都：为什么提出占比4%的建议?
周洪宇：这个数字目标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当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个团队通过测算得出，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该占GDP的4%.而当时国际上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教育支出占4.5%左右，我国当时已达到3.2%以上。调研组测算认为，如果每年增加0 .1个百分点，在20世纪末就能达到4%的目标。
南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4%的目标我们是如何实现的?
周洪宇：虽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 D 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2000年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到2010年仍没达到。
这个4%应该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才能实现。但是中央层面完成了，地方未必能完成他们该承担的那部分。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各地增长情况不一样，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最后到了2012年，中央下了决心，并动员地方政府加把劲，才一起完成了这个目标。
南都：你认为这个长效机制还面临哪些困难?
周洪宇：在投入方面，我们的蛋糕现在还是太小，虽然和过去比投入增长了，但是离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也只是一个及格的投入。
韩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左右，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4 .5%，剩下的2 .5%靠社会民间资本投入。所以教育的投入，合理构成应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投入来完成。我们应该在政府稳定投入的基础上，组织动员鼓励社会力量，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教育来。
谈中小学生减负：
校外培训班要政府、第三方共同治理
南都：今年，中小学生减负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你认为造成中小学生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靠治理校外培训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周洪宇：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负”是什么概念?是课业负担重要减，还是整体学业竞争大或是别的什么?
专家们作了研究，中国学生的学习深度难度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学生学得不那么难了，所以不是课业负担太重。
是不是作业负担太重?目前教育部三令五申，各个学校都基本按规定去做，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作业负担太重导致的。
学生的学习负担重，重在哪里?主要是放学后上各种培训班。这种情况如何产生?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中国学生面临的竞争压力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口全世界最多，每一个学生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最多的，这反过来使得家长对学生的未来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感，担心不抓紧时间学，很可能输在这个线那个线，所以家长会有一种焦虑感，但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这个现实。
第二个原因是教育资源不均衡。有的学校生源好，可能就不需要补课了，但会去上兴趣班。有的学校资源少，学校里没学好，学生需要去补课。这就加剧了这个现象。
第三个原因是家长的价值观。中国是一个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传统儒家文化里面讲“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期待往往太高，这是传统文化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因素，还有人口的因素，此外还有学校教育的因素等。因此，中小学生负担重其实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南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会不会造成一种形式主义，或者说治标不治本?
周洪宇：如果说会出现某种矫正过度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培训班证件大多齐全，有工商部门批的，有民政部门批的，也有教育部门批的。但现在还没有真正着手去做，还没有真正动其筋骨。真动起来也有难度，因为持证的大多是合法化的，没有办法取缔。
南都：治理校外培训班将可以从哪方面着手?
周洪宇：那就要看发证的各个部门最近几年是否越过批准的范围，是否从事了别的业务，在从事业务当中有没有乱收费的嫌疑等，一个个通过排查来规范。但这个工作必须做。
南都：会不会从数量上去管控?比如说限量批证?
周洪宇：不能简单地说用数量来控制。首先还是看当地社会有无需要，其次看当地的需求量多大。此外，还要有一个严格资质把关，要用更多专业的第三方来评估机构能不能办学。
我的建议是要治理，要通过政府和社会第三方共同来做，还要通过行业协会来治理。行业协会方面建立共识，谁违规把谁清除出去。政府方面，采取公布红黑榜的方式，将信誉差的淘汰出去，留下那些真正的有资质的、信誉良好的、费用又不太高的教育培训机构来提供服务。
谈三年学前教育：
目前纳入义务教育完全不具备条件
南都：近年来将“某某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呼声很高，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周洪宇：这些呼吁主观意愿很好，可以理解。但却脱离实际，无法实现。即使被采纳，也有很大后遗症。我认为，一种教育是否能纳入义务教育，一是要符合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二是要符合义务教育的条件属性。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或公益性)，条件属性是普及性、免费性和强迫性。只有四性都符合才有可能。三年学前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国家出钱自己不负担，估计不少人都拍手叫好，但一旦纳入义务教育，实行强迫制，剥夺了家长自己的选择权，满三岁不送入幼儿园即违法，真行得通吗?
有些家长可能无所谓，反正无精力或无能力管，送去幼儿园既省钱又省事，何乐而不为，但还有许多家长甚至老人愿意自己带，那些有知识有兴趣有热情的年轻父母愿意更多与孩子交流，进行亲子教育，不少老人也愿意参与进来，发挥余力，届时家长以及政府怎么办?要看到国外不少发达国家未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长的选择权不能被强迫剥夺。
而且(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是学前三年幼儿园普及率(用毛入园率说)要达到95%以上。世界各国小学初中一般都是普及到95%以上才真正做到义务教育的，而学前教育的现实情况是，国家从2010年开始强力推进两个学前三年行动计划。从2009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50 .9%提升到2015年的75%，已经超常规发展了，城市高一些达到80%以上，北上广等要更高一些，而农村才70%左右，有的偏远地区偏远山乡甚至都没有幼儿园，而且幼儿师资数量少，质量差，设备缺，亟须大力提升，是当前教育的最大短板之一。
所以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补短板”，还不是“纳义务”。刚批准通过的国家“十三五”教育事业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85%，这离95%普及率的资格线门槛线还远着呢!目前将三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完全不具备条件。再仔细推敲一下，如果真的马上实行，势必造成城里幼儿可以免费入幼儿园，而很多农村幼儿却无园可入，这真的公平吗?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将学前三年纳入义务教育了，不能只从钱看问题，要明了义务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要求，要明了学前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目标，要按教育规律办事，提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的建议。
谈“将元宵节纳入法定节假日”：
和国外比我们的法定节假日还不算多
南都：我们注意到，今年你的建议里有一条是《关于将元宵节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建议》。我们也了解到，早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你就提出应将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都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目前哪些节日没有被纳入?相关部门给你什么回复?
周洪宇：目前除了元宵节和重阳节，我提出的其他节日都被纳入了。办理部门给我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定节假日太多，不宜再增加，只能根据最有需要的来考虑。此外，还认为元宵节和春节相距太近。
南都：你认为这些回复理由有无说服力?今年为什么继续提?
周洪宇：我觉得说服力不够。与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法定节假日不算多，所以不能以此为由不采纳。其次，我认为元宵节是所有传统节日里，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因素最多，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节日之一。比如，观月赏灯猜灯谜等，这些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情，参与度很高。如果把这一类的节日纳入到法定节假日，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此外，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人们会对节假日提出更多的要求，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