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连续多年来参加这个论坛，还是很有收获，无论是《年度十大教育关键词》、《中国教育指数》还是《年度政策建议书》，都对当中国教育的问题做了一些思考、梳理、分析，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感觉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注意，第一个就是关于教育扶贫的问题。脱贫攻坚作为国家三大战役之一，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大家也可以看到，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的问题抓的非常紧，教育扶贫作为五大方面之一，我觉得一直没有非常清晰准确的定位，教育扶贫到底怎么做。
现在讲教育扶贫，更多的是讲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辍学，保证贫困的学生能够顺利就读，保证读高等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能够得到资助。其实教育扶贫的深意远远超出这些，目前整个脱贫攻坚最大的压力是扶智和扶志的问题，这两个的基础都是教育，说老实话，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我在全国政协大会有个发言，就是讲教育扶贫的问题，尤其是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上是比较薄弱的，没法发展，设施比较差，教师的水平比较差，教育的内容比较陈旧，非常普遍，而且读了以后也没法就业。怎么样非常好的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创出一条路子来。比如说关于中心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怎么和农村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进行对口合作，北京现在对中等职业教育不是扶持的措施，而是在控制，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在本地招生很困难。我们有一个会员，他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校长，过去每年招生5000人，最近已经下降到不到3000人。我跟他讲，你能不能把2000个名额拿出来到贫困地区招人，1+2或者2+1都可以，既解决培训的问题又解决就业的问题。
一系列的政策性的问题，但是你要靠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自我发展，是有难度的，如果没有城市的资源，如果没有发达地区的企业合作，中等职业教育没法发展，也没人去读的。教育扶贫很多题还没有完全破，无论是十大教育关键词，无论是我们的建议，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我建议长江教育研究院对这个问题予以关心，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最重要的一个战略。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里面讲到的教育能力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两个方面，体系建设和能力方面是一体化的，我们是讲能力的，还是把体系和能力一起讲，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国家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是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你也可以把体系作为能力的一部分，但是体系比能力更重要，体系是更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能力是相当于把体系具体化的操作行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第三个问题也和教育关键词相关，就是未来学校或者未来教育的问题，我们这里还是讲的教育信息化，未来教育发展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的确是这样，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会对教育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和非常关键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和我前面讲的治理体系一样，如果没有教育结构性的变化是起不到作用的。
教育为什么改革这么多年来改不下去?因为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所以中国教育迫切的问题，如果从面向未来的角度来说，是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的改革意味着你要突破现在的学校教育体系，乃至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才能有新的变革，商业的淘宝为什么能够出现?金融的支付宝为什么能够出现?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变革，它突破了传统的商业，突破了传统的金融，而教育如果还在学校里面发生，如果不把教育看成一个大系统，如果不把社会教育机构一起考虑，教育是没有出路的。
周洪宇院长讲教育公务员，我跟他讲不要多说了，未来没什么教育公务员的概念，未来的教师一定是能者为师的时代，现在网络上多少是我们的老师，所有的网络课程、所有的视频课不都是老师吗?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直接采购新东方的外语课程，直接采购好未来的数学可，何必让学生遭这个罪，学校里学数学，到好未来再去学。北京已经有100多家教师工作室，什么意思?就是补习。过去我们都以为著名的培训机构控制了整个的课外培训，其实我们调查下来，远远不是如此，80%是老师的有偿家教，未来老师的有偿家教就要转型自由教师，政府聘请你，绝对不允许你有有偿家教的行为，但是你可以辞职。我认为一位老师就是做家教，教委找他谈，要么做公办，要么选择走人，他就选择走人，现在做自由教师，有1000多个学生跟着他学习，很滋润。
为什么一定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某一个老师的特定课程呢?为什么不可以跨校选择其他老师的课程呢?我觉得未来是会发生的，中国的教育需要一个结构性的变革，那就需要思考未来教育、未来学校对我们的挑战。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关键词、建议书还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的计划，今后都有很大的期待，感谢大家!
（此文根据 朱永新在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来源：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