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刚才顾老和朱永新同志都谈了很好的意见，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我就去过，有比较长的渊源，每年开会我都来参加，你们将来还是要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机制，把这个平台办得更好。大学是学术单位，企业和学术单位共同来进行教育研究，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值得探索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在教育上，研究院提出来发展高质量教育、建设教育强国，这和十九大的主题是相吻合的。
问题很大，刚才顾老师谈的很有针对性，我有同感，名字叫《2018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谈的内容实际上不是2018年的教育政策的问题，是谈的到2049年三步走的战略，谈的是30年的教育战略，这个问题非常大。涉及到刚才洪宇教授介绍的很多观点、概念的一些界定，每个问题我们都很值得研究。我也主张长期的问题恐怕需要进行比较长时间的分专题的研究，然后再来进行取舍，这些问题恐怕要继续进行专题研究。
至于说政策建议，2018年的政策建议，现在已经3月份了，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不是制订政策，而是已经形成工作要点，已经贯彻实施了，2018年的政策3月份建议太晚了，我建议研究院每年提出什么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真正切切实实的研究一些，和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构成相匹配的研究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另外，今年的主题里面，我也很赞成，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来，建设高质量教育的问题，除了顾老师和朱永新同志提出来的，质量问题、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这三个问题恐怕是要统一起来考虑。在2020年的教育纲要当中，是讲的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两个是一起提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效率问题。
在十九大报告中间，在经济上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提出三个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能变革、也就是说质量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提出质量，我们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而且这一次在经济发展中间，它都会是一个大的转变，发展模式的一个大的转变，另外还提出来一个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提了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些思想恐怕都和整个中国发展中间的一些战略思想的调整是有关系的，如何体现这些大的战略思想。
从教育来看，教育质量问题从80年代讨论素质教育，就是讲教育质量问题，因为当时的问题，一谈教育质量，和教育模式改革不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教育质量是各种各样的理解，很多学校把考试成绩作为教育质量，能比较的也是这一点。我觉得教育质量问题是需要和教育模式的改革联系起来考虑的。
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质量的指向，这个指向决定了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高质量教育。素质教育提出来以后，中国教育质量问题的变化过程中间，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个就是教育越来越分化，就是不公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和人群之间。如果你不去研究整个的发展模式的话，很可能把建设高质量教育就会集中在一部分条件好的学校，这样的一个做法。
怎么研究?要解决中国的教育，质量是能够惠及所有的受教育者，使得所有的受教育者都能够接受他应该接受，这样的一种有质量的教育，这个质量本身恐怕是很难用我们过去划一的标准考虑高质量教育。我们研究素质教育，大家都有共同的看法，人是有差异的，学生禀赋、潜能是有差异的，用划一的标准衡量教育质量，很客观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使得那些没有条件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受到不公平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有很好发展条件的学生被压住了，中国这两个问题都存在。
我们现在强调教育公平讲的是那些应该接受最基本质量教育的学生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看到，我们有一批很有潜力的学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划一的教育模式下面，限制了他们潜力的发挥。
为什么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要统一呢?我们算算中国现在的教育，初中三年中间，至少有两年半上了课，有半年是用来补习，我们学生的时间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用到他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吗?没有，这样一种没有效率的质量，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的教育资源怎么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用，能够使我们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中国教育长期没有解决，要么偏到这一点，要么偏到那一点，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地方做实验呢?我建议将来的教育研究，一面要研究，一面要实验，坐而论道是不行的，解决不了中国教育的问题，一定要做出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教育质量问题恐怕要考虑到新时代的要求，这次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同志特别提高到要迎接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挑战，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过去讲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在讲智能社会，正在进入智能社会，智能社会将会颠覆很多行业，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业态。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来的学生进入的是一个智能社会，这个社会有很多事情，不但题可以由机器来编，智力也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将来的学生究竟教他什么，究竟培养他什么。我觉得这是要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比较前瞻的考虑。
有人说当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时候，强调知识和能力，特别是能力，更强调能力，现在这个能力究竟是哪些能力呢?后来又强调素养。当智能社会到来的时候，人的职业环境，各个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有根本性的变化，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我想这个是质量问题要回答的时代性的问题。
刚才洪宇也谈到，报告里面前五个是发展理念方面的，后五个是保障方面的，特别提到经费制度，我觉得在研究教育的一些政策和制度措施的时候，要整体性的去考虑，不是从一个角度去考虑，比如教育公务员，最近我看到一份政策材料，山东省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意见，将来的分类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分类。
比如说财政，刚才洪宇谈到中央和地方，理由呢，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公共服务范围。问题，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是相联系的，地方和中央是财政制度上的设计，哪一些东西是地方财政，哪一些方面是中央财政，它是有这样的设计的。当然，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基本没有什么投入，这是不对的。
前两三年，发布了七部委还是几部委的文件，讲到义务教育的经费分担制度，这个文件应该说是从义务教育制度实行以来，在教育经费分担方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原来完全是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在按地区确定中央和地方分担比例，西部地区70%是中央的，中部地区60%是中央的，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占的比较少了。它也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反复的去研究，然后进行实验，最后确定的这样一个制度。
我想在研究一个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一个是要放到整个国家制度来考虑，另外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过程，哪一些曾经提出过，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成功，有些东西是能够做的，我们现在要把它确定下来。最好能够真正聚焦一些确实需要从总体上去解决，同时又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这样提出来呢，我觉得对于决策、对于实践都会有更大的作用。
（此文根据谈松华在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来源：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