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专家观点摘要 | 程方平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每次来参加长江教育论坛和人教社的活动,都感觉这是一个能够充分真诚畅谈教育理想和教育问题的一个平台,我每次都很受益。《建议书》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想法,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简单的捋一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一个习惯的想法,过于强调正规教育,而对非正规教育漠视,什么意思呢?包括教育扶贫、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我们特别关注走正规化的道路,结果我们把很多教育资源都忽略了,包括社会教育。

  我前两天才知道,日本中小学生放学以后,有一个类似我们少年之家的地方,会帮助家长解决问题,给孩子一些生活方面的教育,青年之家也有,这类机构是公立的,老师是公务员。我们刚才谈到社会教育,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又怕又爱,这是我们需要转变的一个观念。

  刚才几位老师都特别提到义务教育,我们一天到晚提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什么?高中前教育,告诉、民族、老百姓应该意识到,意识教育是帮助我们达到国民基本抚养标准的教育,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远远没有意识到,包括我们一些政府的政策,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强调到位。

  第三个,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奥运时间了,但是中国的体育健康太令人堪忧了,已经到了很难扭转的严重地步,包括我们的教育部的一些结构,体育方面不断在弱化,弱化到几乎要没有了,我们很多的体育,一阵风来了,全去搞足球,奥运来了,都搞滑雪,但是常态的体育,每个人的体育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些问题我们要通过民间的研究,补充政府研究的不足。

  下一个问题,这几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不一定有道理,跟大家共享一下。我一直觉得我们政府的管理好像在加强,其实是在削弱,什么依据呢?我是70年代当老师的,当时学校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政府在那儿协调,政府主管部门在那儿协调,这个学校缺一个老师,这个学校缺一个主任,政府就去协调了,非常简单。我们现在这个事看不见政府的作用,看见的是一些学校在做,本来不应该给校长的权力,我们给校长了,应该给校长的权力,比如选教材、加强管理,这些权力不给校长,教师也是这样。

  大家一直提教师公务员的问题,除了待遇以外,还有一个责任,为什么这些年国家提出的教师流动进行不下去?公立学校的教师的身份是自由职业者,如果是公务员,起码在这方面有一个好的保障。

  我们报告里面讲到指数的时候,有一个健康路,这个指数很好,我翻开看一看。我心里的健康路是什么呢?一个事在做的时候,不仅有成功的想法、正向的想法,也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想法,甚至应该有批评。这些年政府很多的课题,包括一些资助的课题,我参加过一些,后来不愿意参加,为什么?你做了调查研究以后,你提出的问题和质疑是不被接受的。好几个课题结束以后,对我的不满意的评价是,你对成绩肯定的不足,但是你提的问题不能公开或者尽量弱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作风和学风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知道总结成就,忽略了问题,我们就很难进步。

  再有就是数量化问题,这两年中国的数量化研究、大数据研究发展非常快,这是一个可喜的方面,也就是在宏观的把握上,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在缩小。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是我们数据本身的真实性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宏观的研究跟具体的实验的关联是存在明显的问题的。刚才谈老师也特别提到教育实验的问题,很多的教育实验有时候是要从微观、中观做到宏观的,我们的教材教学里面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很难谈宏观的质量的提高。

  所以在这些方面,做这样的系统研究、宏观研究要特别注意。

  再有一个是国际化的问题,刚才朱院长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学生在大量的外流,我们好的经验输出是非常有限的,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我们看不上的九九表,在英国被当作一个标准。包括人教社的数学教材,都在国外有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我们的好东西输出,这个输出不要过多的有政治色彩,同时要真正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实验和教育研究方面,改变我们现在这种浮躁浮夸,只知道表扬与自我表扬,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样一种学风,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一方面,向21世纪研究院,包括长江研究院,这些民间机构和我们的高校应该在这些方面为我们的改革,为我们的学风的转变应该做更多的倡导和努力。

 

  (此文根据程方平在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来源:2018年北京长江教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