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定位



杨东平(2016年12月16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长江教育研究院十年的庆典。首先对长江教育研究院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包括那么厚的一套教育智库研究,确实是具有首创性的。那么我想借这个平台,借这个关于教育智库和教育治理探讨的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情况。

  因为尽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机构,但是可能也并不是非常了解。那么我们这个机构是2002年成立的,当时是朱永新老师在苏州当副市长的时候,他成立了苏州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请我来当院长,但是当时朱永新老师关注的是学校新教育实验,就是学校的教育教学,我关注的是学校的教育政策研究,就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办公室,就是苏州市一套机制,北京市一套机制,当时我们的载体主要就是做中国教育蓝皮书,是从2003年开始做。那么到了2008年以后,朱永新老师调到北京来了,他对苏州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重新注册了,注册成新教育研究院,这样就跟我们北京的办公室就分离了,我们北京的就重新注册。这个重新注册可不得了,注册了八年没注册下来,一直到去年12月,注册到深圳,现在叫深圳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因为我们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以至于北京市教委一直不同意我们注册,所以我们当时确定了一个概念、一个民间的立场,“以社会力量来推动教育变革”。那么,我想,恰恰是在这个民间立场和社会参与这方面,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取得了一些成就,最近这两年,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智库评价当中,我们研究院的成绩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看到,在社会智库的综合影响力中占第二名,在中国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是第四名,可以和中国最著名的政府智库并驾齐驱。那么这是什么原因?说老实话,这些评价出来,我们也很惊讶。我们想,我们那么小的一个机构,十几个人,怎么能排到全国第二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是跟它的评价指标有关,上海社科院是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世界智库研究中心合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智库研究中心的评价指标来评价中国的智库。那么在这个评价指标当中,三个核心概念,第一个独立性,第二个影响力,第三个专业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独立性,里边是没问题的,连注册都注册不下来,说明太独立了。它为什么非常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它是公信力的来源,如果你是从属于某一个机构、某一个企业,那么你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第二个就是影响力,影响力这个指标,是我们国内智库特别忽视的,因为我们国内的智库倾向于眼睛朝上,就是给领导人送材料,领导人批示,这是它智库的成就,但是国外的智库,你必须面向公众发言,这代表公共利益的,尤其是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转变,要有一个广泛的公众参与,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当中,面向公众发言,影响舆论,影响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所以我个人认为,研究院的排名比较靠前,在这一点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我们是,就是刚才讲到,政府智库,它很大程度上是工作导向,围绕政府的近期工作,十二五、十三五做一些工作安排。大学的智库,它很大程度上是学术导向的,它围绕着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做研究。但是我们这个民间智库,它是问题导向的,或者说解决问题导向的,这是围绕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来建构增强。所以面向公众发言就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里面要举行很多面向公众的教育活动。像昨天下午,我们和搜狐教育合作举行的关于教育的教育沙龙,是我们网络直播的,到结束的时候,统计在线的听众18万,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研究院还有一个副院长叫熊丙奇,天天在报纸上发表各种教育评论。我问他一年要发表多少篇文章,500篇。这就是我们的影响力比较大的原因。当然我们讲了我们这个民间智库的优势是独立性,但是它的劣势,是它的人才不足,尤其是智库是高智力人才的组合,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财力,养不起博士,招不起博士,这就是我们跟那些大学智库、政府智库最大的区别。当然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过公众参与的行动研究和大众媒体的生动结合。

  当然,我觉得我们参与影响决策的三个基本途径,第一个,就是给领导人写折子、递材料、送建议;第二个,我们是通过两会提案,所以我们每年在两会,我们也会制作很多提案,通过两会代表提出来,是一个正式的渠道;第三个,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渠道,通过大众媒体,因为很多问题呀,其实领导不是不知道,其实批了很多次了,但是涛声依旧,什么原因,就像北京市的“小升初”乱象,那么多年了,他天天生活在北京,谁不知道,这个是层窗户纸没人捅破,后来我们2011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北京“小升初”乱象的一个报告,各大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全都发表了,他马上就坐不住了,北京市委马上就开会,向政治局汇报,说我们的“小升初”的报告影响了北京的社会稳定,实际上说明了这个政策议题就生成了,就是他不能不关注、不能不面对、不能假装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模式。所以我们是通过参与大众媒体的影响舆论,通过影响舆论来影响决策作为一个比较基本的工作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领域除了做教育工作政策的研究,这些年,从去年开始,增加了一个新的方向,关于教育创新的研究。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民间智库,如果仅仅围绕政府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什么小升初、择校,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完的,而且是短期的问题。那么中国教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问题,怎么考虑,就是熊丙奇老师讲的,就是它的战略性的问题、前瞻性的问题,其实民间智库它还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功能,就是做这种前瞻性的、战略性的研究。因为,大家想一想,政府的关注是短期的,十二五、十三五,最多做个十年规划。那么这个前瞻性的研究就是要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社会发展的趋势,然后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把教育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

  另外,我觉得我们研究教育智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的评估。刚才我们讲到,在很多方面,我们一个政策的制定,它是缺乏科学性的,另外,这个政策制定完以后,它是缺乏评估的,往往一条道走到黑。就像那个撤点并校的问题,一直到甘肃庆阳校车事故,死了18个儿童,这个问题才意识到。其实这个问题早就非常严重了。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是开环的,没有一个政策的评估,包括像现在的免费师范生、特岗教师,所有这些政策,它都的效果究竟怎样,应该如何改善,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对于民间智库的发展,它需要一些前提性的条件。我个人认为,从面向政府的呼吁的话,其中最基本的一条,一个是要扩大政府部门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社会组织机构,它的经费的来源,差不多一半左右,40%到60%都是来源于政府,它就是围绕小政府的建设,所以政府把相当的工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是这么一个结构。但在中国,社会组织是很难得到政府的经费的。我们也是到最近一两年才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的项目。

  然后,这个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呀,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做教育研究,它的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信息,它的信息就在有关部门手里,它不给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教育评价,像中国教科院啊、像基础教育职能建设中心,等等,所有这些都一样,它都不公开的,只送给教育领导看,想想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合理的。理论上,你是用公共财政做的课题研究,除了保密的部分都应该公开,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就像PISA的评价结果,所有的信息全部在网上公开,每个人都可以去查阅。我们现在肯定不可能提到那么高,只是说哪怕你采取一些分级的措施,部分的向大学呀、向研究所呀来提供,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条件。

  另外就是开展国际合作来提升机构的影响力,我在前边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作者简介:杨东平,男,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