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从今天会议的主题说起：新时代、新任务、新作为。
新时代实际上是从宏观背景方面设定了我们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新任务是目标，新作为是行为，我们在行为层面。搞教育的人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其实我们都特别熟悉“新”这个词，而且新和旧的关系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非常熟悉的，比如我们说推陈出新，破旧立新，改革创新，所有这样的一些描述，其实它是把旧和新的这样的一种矛盾对立，甚至替代，作为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
但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对高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上的旧和新，远比我们想象的这样或者我们描述的这样，这种对立和替代要复杂得多。高等教育它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它所具有的其实教育都有，它的这种保守和稳定性，使得教育在很多的场合，特别是社会发展关键阶段被批评，认为改革不够，跟不上形势。我们都知道涂尔干的名言，他说在所有中世纪的机构当中延续至今只有大学，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与最初的面貌极为相似。这样的一种描述也说明，大学本身它发展的内在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对中国的高校来讲，其实我们是很少用大学的使命，这样的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来反映自己大学的这个定位的。我们几年前曾经对国外著名的大学做过使命宣言的文本的分析，发现世界这些著名的大学，你打开他的网页，第一页首先是这个大学的使命宣言。对文本分析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古典使命，基本上是定位在我们所说的探究高深学问、培养高尚人格这样的一些方面。第二是现代使命，增加了大学的科学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甚至还有现代管理等等。第三是二十一世纪使命，国际化、产学研合作等等这些概念出现。
大概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或者说我们的时代不断地在生成新的语言，中国的大学很少有我们非常鲜明的使命宣言，所以最后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我们对当时39所985高校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我们只能用类使命，就是大学的校训或者说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目标等等。在这样的分析当中发现我们的使命宣言当中更多的是考虑，比如我们在39所大学当中，24所提到人才培养，17所提到科研，14所满足国家需要，20所提到国际化，总的说来这种向前看，我们所说的认识政治论，政治论方面的色彩非常浓厚，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是在他的里头提到传承文明这样的定位，所以它其实说明我们的大学是很快的在适应这个变化。
但是不是我们能够忘掉大学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飞速的变化，包括刚才杜部长讲到技术上的革命，颠覆性的创新，这些颠覆性的创新用到大学里头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在系统层面呢?所以在这儿我提出我们目前面临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系统转型，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化阶段之后，我们用了短短的8年时间完成了在校生人口翻两番的这样一个进入到大众化阶段，但是大众化阶段最重要的转型其实是由同质化很强的系统转向多元多层分类的发展系统。但是大家想一想，社会上包括大学层面对双一流建设的热情和对国家包括中共中央发布、三部委发布的应用型院校转型的这种反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我们985计划，1998年其实是两个，一个是一流大学建设，一个是扩招，抓两头带中间本身这个政策也还是表现出我们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系统，但是系统转型的工作我们始终没有能够正。
第三个问题，结合我们的985到双一流，很多人问我有什么不同?我说最大的不同可能反映出的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顶尖型的大学，我们一个统计全球大概普通本科院校是18000所，但真正进入排名的最大的排行榜800所，大多数500所，那能进入所谓前列的也就是100所，真正顶尖的50所。想一想10000多所高校后面的都在哪呢?那么我们双一流建设和985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尖大学的这个建设，已经开始由形似争取走向神备的阶段。在中国早期阶段我们必须用硬指标达到和世界大学可比，但是目前我们在定量指标可比的情况下要进入到神似，对系统转型而言我们现在既需要刚性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弹性的内部生成，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所以希望政府证实这样的环境，给大学提供自主创新和探索性发展的弹性空间。谢谢!
（此文根据史静寰在首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来源：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