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教育推动者周洪宇: 为了教育更加公平



  新年愿景

  2018年,是周洪宇迈入花甲后的第一年。他说自己沐改革春风,又投身改革中。在他看来,2019年将是一个改革新周期的开始,“在当前这样一个国内外环境非常复杂,充满变量的背景下,改革开放还是要加快。我希望明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不动摇”。

  新的一年,周洪宇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教育改革的观察者、研究者和参与者。他给自己列了一个研究清单,核心是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坚持做了37年的陶行知研究,也包括一些高校改革“操刀者”的口述史,以及在继承陶行知生活教育基础上发展创新的“生活·实践教育”改革探索。

  2018年是新高考改革的第四年。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是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高考改革,其初衷是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破解唯分数论等问题。

  对于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洪宇来说,改革一直在不断探索发展与完善进步中,不能因噎废食。

周洪宇(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

  这些年,周洪宇在学者和官员这两个身份中切换自如。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到全国人大代表,再到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如今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身上的标签很多,最有名的一个叫“周免费”。

  这源于他对教育免费的长期建议。

  “旧三免”“新三免”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此后15年间,周洪宇先后提出“旧三免”与“新三免”。“旧三免”除了九年义务教育免费,还包括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

  “旧三免”后来逐一变成现实。

  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到2017年扩大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2008年,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2012年,中职教育免学费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018年起,周洪宇又明确了自己的“新三免”建议,包括高中阶段教育免费、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午餐、学前教育阶段提供免费阅读书籍。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周洪宇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是一个笼统的泛教育免费主义者”,主张应免也有条件免的,应适时免;应免但目前难免的,应积极创造条件免;不迎免的则坚决不免。他说自己提倡的所有免费教育皆有科学依据可循。而“我给你算一笔账”成为他聊起免费教育的“开场白”。

  他以免费午餐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给贫困生提供的免费营养餐政策,经费支出是国家财政出4元,家长出2两元。周洪宇算下来,如果国家多承担2元,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需要花费90亿元。

  “我们每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是4%,按照这个比例,近年来每年新增一千多亿,拿出九十多亿做这件事情很难吗?”周洪宇说。

  周洪宇不仅是“免费教育”的提出者,还是教育领域许多重大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高考改革对他的影响尤其深刻。

  “那一天,大队的广播突然响了,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知青可以报名,没有‘出身’限制。”尽管已经过去41年,但周洪宇至今回忆起1977年10月22日得知“能考大学”消息那一刻,语气里仍难掩激动。

  当时距离12月初的高考已剩下不足两个月。周洪宇整晚整晚焦虑得睡不着觉,看书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夜。终于熬到了12月6日、7日,他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走进了考场。并最终以高分被当时的华中师院历史系录取。 “若不是废除了‘文革’时的‘成分论’‘出身论’,也许我可能永远扎根在农村,是高考让我重获新生。”周洪宇说,也是从那时起,他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了真正的内心认同,开始有了责任感。

  教师编制问题远超教育局能力范围

  从周洪宇听到恢复高考那一刻起,41年来,高考一直是最受关注的教育议题。到了近年,新高考改革无疑是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改革。

  而2018年,经历了两次高考检验,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不断增加,原计划启动改革的第三批试点省份却过半“按兵不动”,也不乏争议。周洪宇认为,高考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原来的高考文理分科束缚了不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新高考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真正从学生的个人发展出发,不分文理科,给了学生自主权。

  但改革中难免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以选课走班制为例,这会大大增加教师需求量,而教师结构性缺编原本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周洪宇曾在湖北省教育厅分管高考工作,对编制问题感受到切身的头疼。

  “这看似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远超一个教育行政部门的能力范围,与其他诸多部门有关。”周洪宇说。

  首先,增加教师就涉及人事、编制、财政等多方面的发展规划。“一个城市人口多少?教育规模多大?教师怎么匹配?”周洪宇解释,教师的匹配原本是根据城市现有人口总量和适龄学生总量来计算。但假设在一个发达地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如果还按照原有编制,远远不能满足新增的教育需求。

  另一方面,如果新教师都采取合同聘用制,那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也应该和编制内教师的水平持平。具体如何解决,周洪宇希望各地的新高考改革具体实施方案能有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人们最关注的还有,高考改革新提出的综合素质评价怎么保证可信度和可比性?周洪宇认为,未来首先要建立一套制度,对于要记录的内容、记录人、记录的程序,要有一个基本规范,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次,今后可能要建立电子文档,并且明确由哪一级部门来管理,记录的内容不准改动。

  2018年7月26日,周洪宇特意去了湖北省高考招生录取中心视察,这是他从2002年开始每年的“例牌”工作,最初是职责所在,后来则成了工作和研究的双重需要。这源于2001年涉足政务后,周洪宇给自己立下的原则:“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

  “我一直在工作中找知识分子从政的结合点、平衡点和突破点。希望能发挥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工作中的实际价值。”周洪宇说。